1926年一个美国女孩在武汉的日子

编者：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武昌。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可是遗憾的是，当时的很多见证者已经离开了人世，留下的回忆录中，少有当时的所见所闻。2007年，永凯先生从美国带回了一篇与北伐战争相关的回忆文章，我们摘录了其中与武汉相关的部分内容。从下述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武昌围城前后，武昌、汉口一带西方人的生存状态，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态和社会状况。

以下是我祖母夏洛蒂•安德森•李希写给我父亲丹、我婶婶夏洛蒂，还有我叔叔里克的部分家族历史……第一次大战后，我的祖父理查•李希由在中国服役的美国海军自愿退伍。他开始做桐油贸易。最后在汉口做福特汽车的代理商。记忆中他生于1899，我的祖母生于1900。故事开始于1925年的时候，他们都还年轻。——凯文•李希

弗兰西斯•茉柔从武昌文华学院（后来的华中大学）写信给我，告诉我她在武昌的生活。但是她过一年就要离开了，她问我要不要去接她的工作。

鲍勃•科盛在中国出生。他劝我不要去，他说问题不在中国人，而在那里令人窒息的美国人的紧密小圈子。两年以后，当文华校园被仇外势力孤立和美国人被派系分裂的时候，我才理解他当时想告诉我什么。

老板答应加薪，但是我去中国的心意已决。1925年的夏天，所有要去中国的青年在纽约培训华语的发音一周。

文华书院的建筑

我不知道为何在太平洋上的坏天气中，我第一次长途航行竟然没晕船。大概因为我们在甲板上玩得很快乐。我们的船带了一些货物到日本港口。所以我们从横滨坐火车在日本玩了4天。去了京都，看了奈良的鹿。我以后的岁月里也去了日本，但是不像第一次那么好玩。

当我们进入上海的时候，可以看到黄色的江水流入大海。开进黄浦江的时候，旁边是各种大小船只和各国的军舰。沃克先生来接待我们，帮我们入关。我们听到了苦力们挑担子时发出的嘿喝声音。

沃克先生向我保证，在上海坐人力车一个人逛，比在芝加哥要安全多了。我独自到处逛。在那个因为标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恶名昭彰的公园待了一段时间。我听说黄浦江到处有浮尸，就坐在那里看能不能看见一两个。心中想着我到底怎么会来中国的？

……不久，我顺着长江到了南京。复活节的时候，我又顺着长江到了汉口。然后乘轮渡过江到武昌。弗兰西斯快回美国了。她急着向我介绍她当吉尔曼主教和薛门博士的秘书助理工作。

汉口是个有租界的条约港口。而跨过一英里宽的长江对岸的武昌，则是一个晚上关起城门被城墙圈着的城市。里面有7个教会。文华学院里面有几个大型砖砌建筑。1925年文华学院还是个男校，次年改成华中大学，开始招收女生。

校园里面有一所中学，有运动场、网球场和林阴小径。我工作的地方在校长室和档案室所在的一个老建筑里。

我一个单身女性，常常被请去帮那些度假的家庭看房子。我先后住在好几户人家中。通常有孩子的家庭由母亲和卡尔伏特系统教育（译者：一种父母在家自己教育的系统），等到长得够大了，就送到庐山的牯岭美国学校寄读。

老师里面有几对夫妻和两三个单身汉。我们举办家庭聚会，野餐，打网球。有一次在福勒家聚会，从汉口邀请了几个单身的商人。其中有一个是李希和他的朋友威森。（译者注：李希后来成为她丈夫。这篇文章由他们的孙子放到了美国的网站上。）

玛格丽特和赫泽尔在圣希里达教书。玛格丽特和我被邀请到汉口跑马场跳过一两次舞。为了回报，我们邀请汤姆和迪克在武昌城墙外乡间野餐。你们的父亲（李希）穿着一件冰激淋装和另一位船员从及膝的水稻田泥巴里面走上田埂。我当时觉得那会是最后一次和他约会。

汉口青岛路上的人力车夫

前面说过，我在中国第一年里没有什么仇外的感觉。但是我们必须习惯路边的尿骚味，武昌汉口间渡轮上的拥挤和咳嗽吐痰，还有江边码头阶梯上无数驱之不散的乞丐。但是一般住家人士，还有在乡间碰到的人都会礼貌地打招呼，问你吃饱了吗？

暑假之前，我们都计划好了。马里恩在庐山牯岭租了一间房子。还带一个男孩厨子和阿嬷。我们8个人合租这房子度过了在中国的第一个夏天。

你们三个（译者：指作者的三个孩子）都走过这条路线。但是只有夏洛蒂和丹会记得（另外一个年纪太小）。我们先坐船，然后乘汽车经过平原，在上山之前的山脚竹丛那里，我们在一个休息处停下，换成四人扛的竹椅子（译者：类似今天黄山脚夫用的两人抬竹椅轿子）。我们在中国和日本已经习惯坐人力车夫拉的车，在这里却被拾得高高离地。所以脚夫的每一步都要绷紧肌肉，流着汗水。所有的东西，建筑材料、家具、行李、生活用品，都是这样抬上去的。我们心中不忍，只好这样安慰自己：首先是我们外国人付钱比较慷慨，要求比较少。其次是这些苦力是中国几百万最穷的人。有这个活干，就意味着能生存。没有活干，他们就只能挨饿。

我常常想起赫泽尔在南京看到车夫对马过于残酷时的反应。她走下车厢，要求马夫不要再鞭打马上山。她为我们语言学校外面的人力车夫买了手套和袜子，结果发现他们卖掉手套和袜子，拿去赌钱，他们宁可忍受寒冷来换取赢几文钱的机会。

最残忍的景象是过往的军队强迫人力车夫去运送军队物资而不付钱。人力车夫失去了一天赚半毛钱的拉车机会，就只能让他们家人挨饿了。

战争和订婚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对各类事件如此无知。或许如果我当时在美国领事馆做事就不同了。我们当时的确听到南方有些战事。我们以为只是军阀之间的磨擦。约翰•根室写的《亚洲内幕》说明比我好：

“1926年蒋介石开始北伐，想用军事力量来统一中国。当时国民党只统治着最南方（译者：广州）。在上海，人们只把他们当一帮没有纪律的共产党。蒋介石被认为是一个奇异的布尔什维克，而孙中山只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许多股力量帮助了蒋介石的北伐，北伐也震惊世界。当时这个国家被腐败侵蚀得奄奄一息。军阀间永不停止地互相吞噬。所以蒋介石没有遭遇太多抵抗。即使如此，他的成就也很了不起。他用枪打仗，也用钱打仗……他把中国从一块大陆变成了一个国家，至少暂时如此。”

武昌宾阳门（大东门）

我们从牯岭顺着长江回到汉口的时候，武昌已经被围。有些教会的男士被围在里面。但是多数人像我一样，因去避暑而回不了学校。

玛格丽特和我来到汉口英国租界，在美国教会小区里的老房子整理出一间房以便居住。

我们在汉口等了一个月，无法和武昌围城里面的人通信，所以不知道文华学院医院或者圣希里达情况如何。晚上我们醒着听炮声。我们卧室旁是个老式外国房子的浴室。有自来水，但是浴缸是苏州式的，像一个大沙拉碗放在一个锌做的大方块上，方块里面永远积着水。

这栋建筑里面有巨大无比的老鼠。他们常在黑暗中走过地板去喝水。我很抱歉地说，我怕这些老鼠超过怕炮弹……

文华书院

单身女性在这里是少数。所以玛格丽特和我备受追求。玛格丽特被迪克的房友——汤姆威森和一个标准石油公司的单身汉追求。我被你们的父亲和港口炮艇上的一个船员追求。我们在跑马场的游泳池游泳、跳舞、看电影。那时候，我知道我已爱上你们的父亲。1926年的10月10日，武昌投降。我和你们的父亲在汉口江滩公园里坐着的时候，他向我求婚了……

武昌城门一开，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岗位上。里面的中国人遭受40天的围城，基本上他们是因饥饿投降的。我们注意街上基本看不到狗了。这个南中国的粮仓，连生存必须的米都缺了。武昌城里的外国教区完全没有受到骚扰。我们的学生很快就回来了，学校也开学了。

就是这时候，学校的名字改成了华中大学。校园开始有女学生。有一间大的老房子被改成女子宿舍。

我们这时候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如果学校要继续经营，华中大学和圣希尔达学校就必须用中国人当校长和董事长，还好两位都颇能胜任。弗兰西斯博士就成了华中大学的校长。他是个很投入的人，常常成为我谈论中国教会学校的范例。薛门博士还是财务主任。他用来描述武昌围城和财务困窘的句子“四十昼夜”一再出现在他向美国争取经费的信件上。

校园内早上唱歌的集合室里，有个孙中山的像片和国民党旗帜。每天早上我们练习之前，要听总理遗嘱和三民主义，然后对孙中山的像三鞠躬。他们唱歌，我要弹琴。房间没有暖气，所以当冬天来临时，风琴的键冷得像冰块。

我们教会的仁爱和积极精神，被慢慢消磨光了。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由走动，感觉到被拘束在这块地方。在墙外的圣希尔达那部分老师的情况更糟糕，玛格丽特和赫泽尔必须忍受她们那边的一群老处女教师。

我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学校一走了之，不要当烈士。另外一派认为我们应该和新政府合作以等待时机。蒋介石取得权力前在俄国留学（译者：作者记错了，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以和共产党的关系是手和手套那样紧密。中国军队里面有很多共产党顾问，尤其在汉口这边。

我们算运气不错，可以每周上四天课。每周至少有一天男女学生要游行和政治集会。

克莉丝•汀巴尔是我们从医院借调来管理女生宿舍的。我俩中午和女生一起吃饭。他们起居室有个炉子。但是如同所有教室和一般中国人家里一样，食堂和寝室全都不供暖。学生们像我们在南京的中国老师们那样穿起了棉袍。女学生和我一样都患了冻疮，即使从教室回来就到炉子前烘烤也好不了。

这些女学生非常讨人喜欢，有远大理想，也努力学习。但是不像那些在这里读过中学的男学生基础那么好。那些搞游行演讲的日子对她们来说不容易，因为她们从小就被保护而缺乏运动细胞。

那时候我住在肯普家。我自己的房间有壁炉和小床。他们那时候正存钱准备次年回国度假，所以我们早餐吃的是中国食物和带水的饭，叫做稀饭。加了点花生免得太乏味。

除了持续增加的仇外情绪和校园里的派系，生活基本都照常规进行。老师们尽量在缩短了上课时间的情况下完成教学。老师们有个夜间读书会，我准备了一篇关于巴赫的论文。当有个鳏夫教员和一位加拿大护士结婚的时候，我又去当了女傧相。我从两位新娘那里拿到一个象牙扇子和一串彩绘棕色串珠作为礼物。

许多的周末我都在跑马场室内游泳，也在舞会中度过。你们的父亲有时候在渡轮不开的时候乘舢板从汉口到武昌来。我留下了那时他写的信，里面说明了那个冬天的情况。

陈友仁

鲍罗廷

鲍罗廷和陈友仁总部在汉口，正影响着国民党……

我不太记得在中国的第二个圣诞节。但是新年的时候，汉口跑马场有个化妆舞会。隔天你们的父亲和我过武昌去参加瓦索的婚礼。薛门为我举办了一个公告聚会（译者：大概是公告她的婚礼或者订婚）。圣诞节学校放假。我们都希望明年情况会转好。我们的计划是9月结婚。父母考虑出国来参加。在那个中国年，大概是那年的2月，我们一部分人利用黑暗做掩护，到武昌街上去看舞龙、珍珠舞（译者：应该是大蚌舞），当然也伴随着鞭炮声。

康普教授全家度假去了。我买了几个灯芯木家具，和两位在青年会和女青年会（YMCA，YWCA）工作的女孩一起住进他家。他的家就在学校正门街对面。

在中国的外国人里面，教会、商人和军人彼此之间都有些不信任和不认可的感觉。教会人士不赞同外国租界里面的庞大利润和生活安适。外国商人虽然同意教会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贡献，却觉得中国人里面那些读教会学校的基督徒只是“米基督徒”（译者：为了得到教会物质补贴的基督徒）。要不是本土的教会捐赠，这些传教活动也无法进行。

我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中国基督徒。许多在庚子赔款的补助下从欧美大学毕业，然后回到中国。照这个速度，很快这些人就可以取代我们这些外国老师、牧师、医生和传教士。

我说过，当年我决定去中国的时候，我办公室经理曾想劝阻我。他的父亲在中国浸礼会教会。他说我来中国不会对中国人失望，而是会对教会团体失望。的确，现在文华校园里面的情况让我感觉无聊。当然我还是对几个人拥有美好回忆。我对中国人了解得越多，就越喜欢他们。美国人的问题在于生活之间缺乏距离。

当然我们还是会害怕集会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变成暴动。洋鬼子这称呼渐渐增添了比较残酷的意义。有了一些白人吃掉中国婴儿这种恐怖的故事。但是一旦我们和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就能理解彼此同样的幽默和善意，唯一无法理解的是中国人不顾一切爱面子的习惯。

回到战争状况和国民党方面，长江两岸的外国人到此时还是不了解这个革命的发展有多深远。当然，俄罗斯共产党的影响力已渐渐增强。当时分左派和右派，1927年春天，左派势力在增加。

1927年2月杭州被北伐军拿下。3月，北代军拿下上海、南京。在南京，北伐军疯狂抢夺、强奸和杀戮平民，并且攻击外国人，军队纪律完全崩溃。有几个外国人被杀，另外一些包括我们的朋友约旦全家，在美国炮艇“绿宝石”号向南京开火以后，爬出城墙逃走。

营救和婚姻

现在，花了这么多时间写了这么多页以后，我终于要写到你们（译者：作者的孩子们）感兴趣的地方。

因为担心像南京那样的排外事件在武汉发生，在汉口的美国领事法兰克洛克哈特下令从汉口撤出小孩和妇女。他试图劝说美国教会团汉口教区的鲁兹主教把教会人员撤出，尤其在武昌这边的。主教当时和控制了汉口国民党的鲍罗廷与陈友仁很熟，他们向他保证秩序已经恢复，不必从教会地盘撤出。所以他不愿意做决定，在教会人员的危险和失去多年辛劳成果之间犹豫不决。

3月24日晚上整晚在领事馆开会。你们爹参加了那次会议。还有一些标淮石油公司的人和其他人参加。商人的妻子儿女和领事馆女性职员已经经由上海准备返回美国。因为我们主教的迟疑和他们担心南京那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男人觉得必须采取行动把我们从武昌救出来。

你们的父亲最急于把我救出，他是当天的英雄。在25号早上我们收到通知要准备好。我忘了是电话还是派人通知的，当时电话连接时好时坏，所以我想是派人通知的。我在中国的时候，派听差送纸条总是比电话来的方便实际。

鲁兹故居

因为动乱，我们有好几周来都在半打包的状态。打包行李不是问题。我的家具只有几件，就毫不迟疑地丢下了。其他所有东西都放到大行李箱里。我们有搬运行李的苦力，其中有些在你们的父亲的基洛斯皮公司做事。标准石油的油船拉着一艘你们的父亲指挥的大驳船。我们所有妇女和孩子都上了这驳船，然后被拉过江，上了一艘中国蒸汽船。这是汉口那天唯一找得到的船。赫泽尔和我们要和另外两位共用船上的一个二等舱。

最初我被安排到和沃特•泰勒的太太一起（我在牯岭当过她女傧相）。但是她开始流产了，所以一位护士占了我的位子好陪她。我和赫泽尔就到了下层舱。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想回美国，结果有些去了夏威夷，有些去了菲律宾的其他美国教会团的学校或者医院。你们的父亲和我不想分开，而唯一不会被分开的方式就是要得到主教的同意立刻结婚。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拿下上海，但是没有什么仇外事件发生。所有的业务都停止了，我们学校也关闭了，谣言之外也只剩下谣言。法租界的街道用铁丝刺网围起，有安南士兵把守。每天当你们的父亲从办公室回来，我担心他会带回要我离开的消息。这样大概持续了几个星期。

那次沿江而下的旅行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到上海的时候，之前从南京翻墙逃出的马里恩和我其他的朋友，住在我们教会总部旁边的房子里。马里恩和我用一个阁楼房间，用灯笼当灯，还有临时便床，就像难民一样。我觉得应该为这个新家做些东西，就织了一些毛巾，一面织一面流泪。

汉口江面上的船

没过多久，你们的父亲发来一个电报，说基洛斯皮一那个做桐油出口和福特汽车进口的家伙，要派他去香港和广东看看是否能从南中国运出桐油。（译者：可能原来都是从上海出去）我们转到上海外滩的一个英国旅馆，然后乘船到香港。这趟颠簸的沿海岸行程是我第一次晕船，从此破坏了我海上旅游的乐趣。

桐油由桐树产生，从四川沿着长江运下来。它曾经是，或者仍旧是油漆的主要成分，因为这种油干得最快。味道闻起来像一种黄雨衣。中国中部有铁路到广东，所以有可能经过铁路到香港。

我想这个公司，或者说，瑞蒙•麦凯送你们的父亲去做这个事，还让我跟去，是觉得我们刚结婚，应该有一段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香港是个度蜜月理想的地方。我们住在浅水湾酒店。酒店被花园围绕，还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海滩。我们坐轨道缆车到山顶，爬过山到亚伯丁村，逛了店铺，晚上在酒店跳舞，一直跳到乐队演奏英国国歌（结束曲）“上帝拯救国王”。

我不太确定是否你们的父亲留我独自在香港，然后自己去了一趟广东。我想是这样的。

汉口的总领事馆打电报到浅水湾来告诉我：如果我马上回去当领馆职员，我就可以回汉口。这意味着离开文华学院，但是却是能回到我已经当成家的武汉的唯一机会。我立刻乘船赶赴上海。

那趟船我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我是那艘甲丁马斯森号长江蒸汽轮上层舱的唯一女乘客，也是唯一的美国人。在缓慢逆流而上的行程里，两岸乡间的风景依然极度平静如常，但是船的周围都加了钢板来挡住狙击手的子弹。

吴国桢

船上有两个俄罗斯人尝试说服我，说他们所谓的农业改革对中国会有好处。也引用了共产党常说的：你不打破蛋就做不了蛋饼。另外还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的聚会，都是回来的学生，英语流利。其中有一个叫吴国桢，我在格林耐尔学院教过的学生。他和蒋介石的党关系密切。后来变成上海市长，然后是汉口市长，最后是重庆市长。（译者：顺序错了）

我们的第一号仆人是个曾经为你们的父亲、为汤姆和比尔做过仆人的男孩，是个努力适应女人管理家务方式的善良男人。我回来以后一个人住在那里，面对茫茫将来。他看到我流泪就递给我他的万灵药——姜汁汽水。他自己的弱点是喝酒。他是我看过唯一变成酒鬼的中国人。那也是跟我们多年以后的事了。他是个湖南人。渐渐地，我们招聘了一群湖南仆人。他老婆是夏洛蒂（译者：作者女儿）的第一个阿嬷。

你们的父亲几周以后回来，我们进入日常例行生活。我们白天工作，下班去跑马场游泳，8点在那里吃晚餐。我发现为何夏天外国人总是穿白衣服。白衣服比较凉快而且容易洗。长江流域的湿热使得人们必须每天里外都换两次。那时候没有空调。夏天地毯要卷起，窗帘要放下，家具要铺上套子。头上的电扇使人能够入睡。虽然我们没有像在香港或青岛的发霉情况，却也没有那里凉爽的海风。常常午夜的温度和白天一样。美国电影在两处播放，一个帐篷里面一部。跑马场是不热络社交生活的中心。

美国领事馆是以前俄罗斯茶商的豪宅。一个大而散乱的房子。到处有着很高的天花板和阳台。美国领事全家住在二楼，三楼有浴室和卧室，由领事馆职员住着。房间用电扇冷却，我们戴着袖套工作，免得手臂上的汗弄脏了文件。我帮几个副领事打报告，口述记录，最后成了首席密码员，每天为往返北京大使馆和国务院间的电报编码解码。快速的政治情况变化导致电报数量增多。

汉口因为鲍罗廷和蒋介石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而成了共产党的中心。全世界的记者和俄罗斯煽动者进出这个城市。日本、法国、英国和美国全副武装的炮舰停泊江中。国民党分裂成左右两派。汉口的政府渐渐偏左，而以南京为总部的蒋介石则渐渐倒向右派。他和中国银行界结盟，而银行界又要靠外贸，所以他的想法也比较保守。一个是受了洗，经由婚姻和中国银行界结盟的基督徒，嫉妒着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分裂一定难免。当我在1927年7月25日早上去领事馆上班的时候，我听说俄罗斯共产党黎明时已被赶出他们的总部。整个共产党运动被推翻了。他们的坚强中国支持者被惩罚，其中有些是我们文华大学的男女学生，至少有一个女学生在街上被砍了头。

从1927年到1937年，蒋介石主要精神用在扫除共产党。那些和共产党结盟的美国人……从上海逃出，然后和鲍罗廷、宋庆龄在莫斯科会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往南边和西边移动，最后形成1934年有名的长征。

汉口街上已经恢复正常。租界周围的木头和铁丝网路障都已撤除。领事馆有另外一位女性职员，是个嫁给瑞典商人的美国女孩。我们招待你们的父亲的一些单身朋友和一些标准石油和英国美国公司的男人。他们的家人一直到那年秋天才回来。我们开始自己买东西，尤其向一些到我们家沿街兜售古玩类的，其中包括一卷百鹤图，还有两本木头封面的画册……

明信片《汉口码头》

西商跑马场

1927年夏天以后，有些商人和领事馆家人慢慢回到汉口。跑马场的赛马又重新开始。我们开始为来年春天回美国搜集礼物。这是你们的父亲第一次放假。我们计划经欧洲回美国。

你们的父亲在一次大战结束时去过欧洲，之后就没有去过了。所以如果这次我们能够由西伯利亚铁路经俄罗斯到欧洲就很好。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坐船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春天来的时候，我们开始申请俄国签证，坐上长江蒸汽轮，准备在上海领取签证，然后去哈尔滨。从那里开始我们漫长的回家旅程。

我们在上海等了11天，但是俄罗斯当局让我们失望了。我们只好放弃这个计划，因为我急着要见到我的父亲，而三个月的假期十分珍贵，当时又没有飞机可以搭乘。我们订好了加拿大“皇后”号的票到温哥华。我们在上海买了一个电影摄像机。我们拍的第一部电影是船停在日本镰仓的时候，还有加拿大洛基山、班夫、路易•湖。那时已经4月，但是都还铺着雪。

下个夏天刚好是丹出生之前。牯岭已经太危险了，所以夏洛蒂•奶纳吉，就是我们的新阿嬷（我把全部仆人都换成湖南人了），还有我们的朋友芳乐，她两个孩子和阿嬷一同乘这蒸汽船往长江下游出海，再沿着海岸北走到烟台。……

（作者：夏洛蒂•安德森•李希〔美国〕；译者：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