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书房

在江汉路新华书店读书的孩子
爱不爱读书,仿佛是天定的。爱与不爱,天性使然。
有些人生来就不爱读书,视读书为苦差。不论家境好与坏,不论条件优与劣,就是不爱书。读点书要人哄着学,逼着学,甚至打着学,骂着学,到头来,还是识不了几个字,一生也没看几本书。不过,不爱读书不一定没有出息,“刘项原来不读书”,他们照样称帝、做王,站在万人之上。还有更多的不读书的人,一辈子吃香喝辣,耀武扬威。
另一种人则天生就视书如命,宁可一天无食,也不可一天无书。既不要老师逼,又不要家长叫,自己就粘着学,抢着学,挤着学,以读书学习为天下第一乐事。“学而优则仕”,有些人靠读书上去了,有些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却一辈子没出息,还有些人读痴了,读呆了,读傻了,还有些人则害在读书上,或者说误在读书上了。
我天生就爱读书,从小就是一个“书谜子”,喜欢钻在书堆里。从没有人跟我谈过读书于人生的意义,也从未有过人引诱我说:书中有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我只知道,读书能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我的阅读最早是从看“小人书”开始的。那时候,我们把“小人书”叫着娃娃书,老汉口的大街小巷都有出租娃娃书的书摊。摆个娃娃书书摊,也是好多人的谋生手段。

上世纪80年代的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外景
书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就摆在露天,多半在巷子口、街道旁,几个薄薄的书厨,几张矮矮的条凳,就可以开张了。我们家附近的满春路、清芬路以及铜人像那儿,都有这样的书摊。这种书摊是敞开的,怕被人顺手牵羊,常常将书订在薄板上,或者钉在厚马粪纸上,看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有一种书摊摆在书主人的家里,一般在居家的堂屋里。这种书摊比较正规,往往将书的封面撕下,粘在一起,作为广告挂在门口,再把书重新加工,又厚实,又经看。有的还编了号,要什么书,直接报号就可以找到,十分方便。门口有人守着,不怕人“顺走”,所以也不用订在板子上了。五马路口就有一家这样的书屋,我们三皇街的国新里到长堤街之间也有一家。听说这家主人原来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副师长,现在全家也只能靠租娃娃书为生了。他们家的书比较多,也比较全,有许多老版书,全套的书。

全国各地都相似的娃娃书摊
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看娃娃书一律是随租随看,不能带走,看完了就还,不能“紧(长时间)”看,更不允许交叉传阅。看书的多半是孩子,偶尔也会有一二个大人在那里看。摊主的态度一般都不是很好,因为他要随时监督那些小看主们,随时处理一些违规现象。我们当然是想少花钱,多看书,于是一有机会就偷偷地交换着看,一旦被摊主发现,就会遭到大声的斥责,有时直接就被赶将出来。
那时候,一本薄书一分钱一租,厚书二分。即便是一二分钱,我也没有多少钱看书。一般是跟别人“搭伙”租,更多的时候是站在别人后面看,自己不出钱。汉口人把这叫着“看香荫”,意思是沾了别人的光,占了别人的便宜。我小时候就看了不少这样的“香荫书”。不过,看这样“搭香边”的书,看快看慢却由不得自己,只能跟着别人转了,老勾着腰,伸长着脖子也让人累得慌,有时也会被摊主赶来呼去。
“书非借而不能读也”,我是经常找人借书的。我的街坊和我家一样,家里都没什么书。只好找那些家里有书的同学借,谁家有什么书,我基本上是清楚的。书也不是那么好借的,有时要交换,我却无书和人换,就帮别人讲讲作业题,写点什么等等。遇上好借的书就求着别人借,遇上不好借的书,就厚着脸皮借,赖着借,“打强勉借”。这种书借来,往往像催命似的要你还,让人看的不爽快。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家还是点的煤油灯,为了省点油钱,早点把书看完,好还给别人,我只好在门口的路灯底下,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书。有几次看晚了,被街坊大人们发现了,一时传为佳话,他们常把这个作为“爱学习”的典范来教育启发自己的伢们,这便成了我们街上的现代版“凿壁偷光”。其实,我只是喜欢看些闲书而已。

老式煤油灯
六渡桥小学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新华书店,书很多。有段时间,我放了学就往里面钻,当然不是去买书,我只是翻书、看书。这也是一种“看香荫”书。时间一长,卖书的店员就有点不耐烦了,以后看见我就横眉竖眼,说我把书翻旧了,弄脏了,说知道我是“九小”(六渡桥小学原名汉口第九小学)的学生,还威胁我,要“投(告诉)”我们的老师。从此,我就很少到这家书店了,尽管它离我们学校最近,书也很多。当时我买不起书,后来买得起书了,我也从来没有在这家书店里买过书。
小时候,家里穷,别说书房,就连书柜,书桌也没有,甚至连个书架也难找,然而,我却有一个令我神往而又自豪的“大书房”,它就是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我儿时的圣殿,心灵的天堂。
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中下段的一个“丫”字路口上,由窄渐宽,两边绿树成阴,两条马路若放射状的斜线叉开,远远望去,显得十分巍峨壮观。它的主体建筑原是汉口有名的金城银行,后改建为武汉图书馆。1958年,武汉图书馆迁至南京路原商业银行大楼和原大孚银行一楼(外借处),这里就成了专业的少儿馆。
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曾经是江城的骄傲,它令不少外地城市,包括一些大城市的人羡慕不已,因为当年的中国,很少有这样如此规模、如此宏大、如此专门的少年儿童图书馆。
我有个同学住在保华街,是他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既能看书又不用花钱的好地方。第一次是他带我进去的,一踏上那厚厚的大理石台阶,望着那高高的古罗马式的廊柱,我的心凝重了。我怀揣着万分的虔诚,抑制着百样的兴奋走进大厅时,顿觉豁然一亮,在我这个10岁的孩子看来,眼前是如此地富丽,如此地堂皇,我没见过皇宫,但我相信这里比皇宫还气派。
少儿馆有好几个阅览大厅,一楼二楼都有。阅览厅里主要是一些报纸、杂志和其他少儿读物,当然还摆有大量的娃娃书,可以随便翻阅。这里有《少年文艺》、《小朋友》、《儿童时代》、《儿童文学》、《我们爱科学》、《知识就是力量》、《动脑筋爷爷》等等,新的旧的都有,很齐全。我是来者不拒,一次又一次地看个饱、看个够。印象最深的一本娃娃书叫做《不该老的老爷爷》,好像是苏联人画的。说是有一对专偷时间的恶魔,哪个同学不爱学习,虚度光阴,时间恶魔就把他浪费的时间偷了过来,让那些同学很快衰老,成为不该老的“老爷爷”或是“老奶奶”。这是一本劝人惜时、教人热爱学习的书,当时感觉很有意思。

今天的孩子在新华书店免费看书
凭着一些有效证件,比如说《小学生手册》之类的,在这里就可以借到大量的“字书”了,随借随看,闭馆时还书,再拿回证件;一次看不完,下次还可以借。如果办了借书证就更好了,还可以把书带回家看。

1956年的《小朋友》刊物封面
这里,有宽敞的大厅,舒适的桌椅,充足的光线,还有无数本看不完的书;这里,没有人向你翻白眼,耍脾气,嫌恶你,或是现以鄙夷的神情。到这里来的人,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看书、看书、看书。虽地处闹市,这里却安静得很,没有一点躁动,常常只听得到沙沙的翻书声和人们的呼吸声。间或,一缕阳光透过雕花铁栏钻进屋里,一阵清风扫进厅堂,让人觉得祥和、自在、怡然,有种别样的满足和幸福。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多数时候是在这里度过的。去多了,就和管借书的阿姨混熟了。有位阿姨块头大,脸很小,却是一脸的慈祥。她说她最爱翻看我的《小学生手册》,因为上面记载的学习成绩看了叫人喜欢,还说她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大,可是他却很少上这里看书。
书的魅力在于它不仅给我知识,给我精神食粮,还给我展示了我从未生活过的世界,它让我的灵魂能在这里得到暂时的修整和憩息。它还一次又一次地让我联想,给我希望,使我能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生活,而对未来又充满着向往和企盼。
儿时看过的一些书,一辈子也难以忘怀。
最开始吸引我的是一些外国的童话、故事,如《吹牛大王历险记》、《小人国》、《木偶奇遇记》、《阿拉丁神灯》、《骑鹅旅行记》、《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等,一本比一本精彩。中国的民间故事就显得单调了一些,都是穷人怎么和财主斗,得到了一个什么宝贝,最后战胜了财主,还娶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仙女,或者是财主的、皇帝的女儿。不过,当年能够吸引人的儿童读物也不乏佳作。张天翼写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就别具一格,我一连看了两遍;还有他的《大林和小林》、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等,都叫人爱不释手。小说则有《小矿工》、《五彩路》、《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夜奔盘山》、《三辈儿》、《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和竖版的《三国演义》等,都是我一时的钟爱。

娃娃书《林海雪原》封面
最好看的一本散文集是郭风的《避雨的豹》,它给我展现的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么和谐,那么生动,那么令人神往。豹子去避雨,老虎来洗澡,翠鸟儿会搭船,雁群也会赶夜路,小喜鹊,穿山甲……还有那些树儿,草儿,花儿,每个生灵都有各自的天地,都有各自的苦乐,都显得那么有活力,有生机。它们个个都尽可能快乐地活着,而从不去抱怨自己生命的卑微,命运的无奈。《避雨的豹》中的文章篇幅都不长,但篇篇都如诗如画,令我如痴如醉。其间描写的场景虽从未亲见,至今却犹记在心,历历在目。
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给孩子们编过一本教材,我还记得这本书。人们熟知的《狼来了》,就出自这本书;还有《三只熊》也很有趣,一个小姑娘到森林里去,把小熊的粥喝光了,把凳子坐垮了,还睡在小熊的床上,等小熊一家人回来后,她赶快从窗口跳出来,飞也似的逃跑了。最令人震动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在一条海船上和一只猴子玩耍,孩子被猴子逗着,爬到了桅杆的顶上了,如果一失足,就会跌到甲板上粉身碎骨,他一时被吓呆了。他的父亲,举着猎枪,吼道:“赶快跳到水里,不然我就开枪了!”小孩跳到水里得救了。是这位机智而又勇敢的父亲救了他,又一次地给了他新的生命。托尔斯泰给大人们留下诸如《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旷世大作,也给孩子们留下了这样的一粒又一粒的智慧之珠。

《避雨的豹》封面
最给我安慰而又最让我憧憬的一本书,叫做《科学家谈21世纪》,高士其、李四光、华罗庚等一些科学家在书中给我们尽情地描绘了美好的未来。书中讲的什么“旅行无线电话机”、“视盘电影”、“磁性胶片”、“空间站”、“高架列车”、“电动人行道”等等,大多在20世纪就已经实现了,幻想在多数时候还是落后于科技发展的本身。有位科学家还在书中描绘了2049年的天安门,国庆100周年,毛主席站在城楼上,神采奕奕地检阅着游行队伍云云。
看来,不惟当时的老百姓相信,就连科学家们至少在口头上也相信毛主席确实能够“万寿无疆”。书中说21世纪做饭不用火。一个孩子说:用火做饭,多么奇怪呀!我那时想象不出不用火怎么去做饭,现在看看电磁炉、微波炉,便哑然失笑了。书中还描写了大量的未来食品,这对于一个生活在饥荒年代的孩子的诱惑,简直是难以表达的。饥者盼面包,寒者盼棉袍,我常常扳着手指数,还有多少年能到达21世纪。令我欣慰的是,只差30多年就能踏入新世纪了。踏入新世纪时,我才40多岁,如不出意外的话,我是能够看到21世纪的曙光的,或许还能搭上通往天堂的头班车呢。憧憬和想象陪伴我度过了困顿而落寞的童年。
还有一本书曾经给了我们这一代人直接的帮助和启发,书名叫《算得快》。我的一个同学的姐姐有这本书,借了几次,都没答应。当我在少儿馆见到它时,高兴得差点叫了出来。拿到手先一口气翻完,然后回过头再一节一节地看,一篇一篇地“韵(体味)”,一题一题地想。《算得快》实际上是一本小学数学课外辅导书,也算是科普读物,它通篇讲的是一些速算窍门,由一个个的生动故事组成,非常引人入胜。如“一只青蛙一张嘴,高斯的故事,奇妙的七”等等。里面几个主角的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高商、杜小甫……《算得快》不仅教给了我一些速算技巧,提高了我的数学能力,培养了我思考的、动脑筋的习惯,它还让我在枯燥的数学中找到了快乐和成功。1966年9月,刚上初中,讲“数的乘方”,老师让我们把“1到100”的乘方写出来。我算了几个数后,马上发现了一个规律,即“后一个数的乘方等于前一个乘方再加上前后数”,如4的乘方是16,那么5的乘方就等于“16+4+5=25”,6的乘方就等于“25+5+6=36”,依次类推。
100个数的乘方马上就可以用加法算出来,而不用一个一个地乘。这种算法完全是我自己想到的,老师惊异地望着我,因为她都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算。可惜,一个月以后,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愿意读书的和不愿意读书的最后都读不成书了,都被“一刀切”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也在劫难逃,大量的书籍被烧、被偷、被抢、被毁……我读过的这些书,统统被说成了是“封资修”的大毒草,统统是害人的,教人学坏的,是“杀人的软刀子”。
1973年,我伯父工作的汉口民众乐园“熄火了”,因为同属文化系统,他被调至武汉图书馆工作。少儿馆虽独立成馆,行政上仍属武汉图书馆领导。我伯父在图书馆工作了12年。那时候,意识形态方面控制得仍然很严,但毕竟是内部有人,我还是借了不少一般外面不让看的书。
我记不得我最后一次走出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这座圣堂是什么时候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距现在已经有40余年了。虽然我多次从她身边擦肩而过,但心里却从没有再进去看一看的欲望。原因很简单,她留在我心中的,是豆蔻年华时的风采,是女神般的圣洁和高傲,我不忍有另外的形象来替代她,亵渎她,毁掉她……(作者:彭翔华)

今天的武汉图书馆阅览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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