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回忆 印刷厂里的出家人——记汇文印刷装订厂

活字印刷发明人毕升雕像

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汇文印刷装订厂，那还是在1972年。这是一个蕞尔小厂，人不满一百，机器不足十台，在当时武汉一百多家印刷厂中，真是上不了台面，拎不上筷子。它唯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厂里工人中有不少的“出家人”。

汇文厂坐落在保华街27号。这保华街也蛮有特色的，它既是与中山大道平行，又可说与中山大道上相交。此话怎讲？

中山大道从硚口而起，一路宽宽畅畅，蜿蜒而下，两边高楼如林，商店如云。繁华旖旎，到了南京路口，迎面一座建筑矗立：市儿童图书馆，也就是解放前的金城银行，自此分为二条道，右边一条道还是叫中山大道，虽然狭窄许多，却依旧热闹，马路一边是图书馆的铁栅栏，另一边仍是一个接一个的商店，有皮毛店、时装店、文物店、荣宝斋字画店，还有图书馆的外借处，人民银行储蓄所，汉润里等等。左边一条道则叫保华街。两条道到了黄石路口，又合二为一，依旧是中山大道，辗转而下。所以说，保华街，其实只是中山大道的一条分道而已。

保华街虽然处于汉口闹市中心，与中山大道近在咫尺，但过去并不热闹。临街的几个铺面，好像是几家国营的批发公司，医疗器诫、体育用品、文具纸张之类，店不像店，机关不像机关，整日半掩着门，里面黑寂寂的。对面有一个里弄叫金城里，金城里旁边是市内火车售票处。那时汉口火车站只卖当日的车票，预售车票要在这里买。那个年头坐火车的人少，售票厅常常冷冷清清、空空荡荡。不像今天，一会儿是民工潮，一会儿是黄金周，卖票的地方永远都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批发公司旁边就是保元里，一过保元里巷口，就听见咔啦啦、咔啦啦的声音，这就是汇文印刷厂的机器声。

汇文印刷厂占保华街三个门面，楼高三层。一楼是印刷车间和刀子房、仓库，二楼是平装车间，三楼是精装车间。二三楼有几间靠西的房间是办公室、业务室和排字房。

我是由街里分配到汇文厂的，当时还不叫印刷厂，叫印刷装订合作社。那时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分为国营和集体，集体又分为合作社和合作工厂。这合作社和合作工厂有什么区别，我迄今不大清楚。

不过“文化大革命”一起，也不分国营和集体，合作厂和合作社，都是党的领导，统一的分配制度。本来集体企业，领导应该是群众自己选举，但那时都是上级指派，书记为大。当时的书记叫谭守余，一个消瘦清癯的南方人，面容苍白，有胃病，总是用手捂着胃部。

我当时分配在排字车间，也叫排字房（同时分来的有邓汉安、吴克俭、汪梦翔，他们都在印刷车间），组长叫黄振明，有50多岁，矮小干瘦，常年咳嗽，似乎有职业病。还有一个师父是郑淮清，听说成分不大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挨过整，也是有肺病，一个人坐得开开的，说话阴阳怪气。还有几位“嫂子”，一个是刘桂芝，一个是张巧珍，一个是钟细娥，还有一个未结婚的叫张济珍。

所谓排字，就是铅字排版，追究其历史，也就是北宋时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近千年了，基本方式居然没有什么变化。用铅字和空铅码成一个版，装在印刷机上，利用凸凹原理印在纸上。

排版其实不复杂，也不辛苦，就是要精细，不能把铅字之间的规格搞错，否则嵌合不密，会造成“崩版”。

比较辛苦的是“捡字”，就是把排版要用的铅字捡在一个木盒子里备用。铅字房在排字房旁边，完完全全的西晒，里面摆满一排排铅字架，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又阴又冷。捡字时，时站时蹲，眼睛既要看原稿，又要找字架，字体有变化，规格有大小：题目字大，正文字小；数字要用对开，标点要注意上下角，变化甚多，既费体力，又费眼力，精神高度集中，不能疏忽大意。所以这类事大多是学徒来做。

记得我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是完全呆在铅字房里“熟悉字架”，也就是了解铅字的摆放位置。铅字是放在铅字盘里，铅字盘放在木架上，需要什么铅字，立马能找到——这是排版人的基本功。

工人在捡字

汉字说起来有几千个（康熙字典收集有四万七千个），其实常用的也就一千左右，一般用字按偏旁排列，放在字架上，倒也好找。为了方便，把常用字集中在一个字架上，称常用字盘。这常用字盘就没有什么规律可寻，好像每个印刷厂都不一样，完全靠死记硬背。因此，所谓“熟悉字架”，就是熟悉常用字盘。熟悉的最好方法是常用，时间久了，自然就熟能生巧。我当时却用了一个速成法，仗着自己年轻，下一个狠心，将它从头到尾背下来。每天上班下班都练习，结果几个月时间，我就运用自如了。我迄今记得那前面的一段：一七丈三上下不，且四并中主乃之，久乎九也于了事……

刚进工厂的学徒，未免干的杂事多，除了捡字外还要拆旧版，就是把用完了的旧版拆掉，铅字一一还原，铅字用秃了自然倒掉（可以去换新铅字），大号的铅字还可以继续用。铅条要用汽油把油墨洗净再用，这是个又脏又苦的活，自然由我来作。还有，就是要把排好的版子送到楼下印刷车间，或把旧版端上来，这楼梯是木制楼梯，十分狭窄陡峭，每天上上下下要跑十几趟。

再就是要去仓库领材料，铅条、汽油、油墨、纸、笔等等。记得第一次去时，组长黄师父写了个领条，要我去找仓库保管员闵师父。“就是闵体慧，体慧师”，一旁的张巧珍叮嘱我。“体慧师？”这叫法怪怪的。我这里刚一捉摸，那边郑怀清就阴阳怪气地说了：“她们都是尼姑，还俗的，用的法号。”哦，这么回事。

我到了仓库。体慧师矮矮小小的，脸庞稍大，剪的短发，大约40多岁，举止精明能干，看不出“尼姑”模样。时间一长，我发现厂里不少工人名字都相似，有叫体华、体光、体祥的，还有体心、体禅、体贤等等，也有叫圣心、圣禅、圣能、圣智……她们原来都是“尼姑”（那时也不知尊称“比丘尼”）。“文化大革命”前还保持出家身份，“文化大革命”之后，强迫她们全部换装还俗，因而也恢复原来的姓，但绝大多数都还是用其法号作名字。她们出自同一个寺庙，一部分人是“体”字辈，一部分人是“圣”字辈，“体”字辈的辈分要比“圣”字辈的高一些。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平常对这些师父，也只叫她们名字，如体华师、体慧师等等。

我进厂时，厂里还有还俗的尼姑近40人。他们都是汇文厂的老工人，或者说是创始人。她们都来自清济寺，她们的经历及其汇文厂的发展史，实际就是武汉市宗教寺庙解放以来的兴衰变化史。

现在说起武汉的佛教寺庙，大都只知道汉阳的归元寺，汉口的古德寺，武昌的宝通寺及莲溪寺。其实旧日的武汉，寺庙众多。据说1931年是武汉近代佛教鼎盛时期，曾号称有大小寺庙317所，丛林（规模大的寺庙称丛林）21家，僧尼达40000人。可谓三里一庵，五里一庙。这武汉寺庙的又一特点就是尼比僧多，庵比庙众。比较出名的庵就是莲溪寺，其次就是汉口的清济寺。这清济寺就是汇文厂的前身。

说起清济寺，也是历史悠久，名气甚大。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浙商贾胡宗甫偕同夫人定妙看中汉口渣甸路铁路外一片水淌之地，建了几间茅屋，取名“清济茅蓬”。胡宗甫广有钱财，且乐善好施，对佛教教义颇有研究，“清济”二字就是取明代高僧百代禅师所言“以清以济，成菩提果”之意。

10年之后，胡宗甫病逝，夫人定妙看破红尘，削发为尼，就在清济茅蓬修行。又逐渐扩建庙宇，增修佛像，完善设施，渐成规模，于1914年正式建立丛林制度，并将“清济茅蓬”改名为“清济寺”，成为汉口佛教界第一座比丘尼庙宇。

清济寺由于戒律严谨，奉佛虔诚，苦行修炼，因而声名远播。全国各地佛教弟子十分向往，南来北往和朝山拜海的比丘尼众，都要绕道前来挂单、参拜。那些来寺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更是川流不息。更有不少达官显贵、商贾老板也前来观光助兴，附庸风雅。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西督军方本仁都曾来清济寺作客，并捐款。由此清济寺香火鼎盛，寺务兴盛，法缘广泛，规模不断扩大，最盛时占地1700平米，有尼众1300余人。

江西督军方本仁

清济寺第二任主持是定禅大师，第三任是定开大师。解放后定开大师圆寂，如理大师主持监院。1958年进行寺庙改制，全武汉市272个寺庙合并为16个，江岸区只留下清济寺和古德寺。“文化大革命”期间，清济寺房屋破旧，几成危房，濒于倒闭。改革开放后，恢复宗教政策，佛事又起。1996年，演顺法师领一帮清济寺尼众搬进古德寺，重新揭开清济寺的新篇章。这是后话。

但是，这清济寺为何联系到汇文工厂，尼众为何变成工人了呢？这就要从寺庙的经济来源和解放以来宗教机构的巨大变革说起。

佛教寺庙，自古以来都是靠经忏佛事活动收入和广大信众的供养来维持生计。每逢时世动荡、社会变迁，就未免生计困苦，束手待毙。如抗战期间汉口栖隐寺发生断炊，不得已公告于庙门，求救社会，得到五石米的救助。当时报纸解还有讥讽的报道：栖隐寺四十八寄生虫，已无米下炊，求四方援助……

古德寺

栖隐寺的大缸

放之后，社会呈欣欣向荣之势，个个要求进步，人人破除迷信，各个寺庙自然门庭冷落，生计凋敝。其实一个寺庙，就是一个公司——不纳税的公司，香客信众就是顾客，香火钱佛事费就是公司收入。如这佛事人少，香火不旺，当然收入就少，僧尼要吃要喝，收支不抵，自然难以为继，这个寺庙公司就要垮台破产。这事放在旧社会，那就没办法，听其自生自灭。新社会不同了，共产党有办法，那就是组织僧尼走自力更生的路，生产自救。寺庙也搞副业，拿今天的商业术语，就是“转制”，走多元化之路。于是，解放初期在伴随废除寺庙旧的封建剥削管理体制的同时，对过去完全靠经忏、施舍和租课而寄生的寺庙生活方式也进行变革，逐步形成一批有益社会、有益自养的生产单位。据资料记载，栖隐社最早于1950年就成立织袜小组；十方寺1951年成立缝纫加工厂，有出家弟子200余人；正觉寺、报乐寺组织毛巾生产组；楞枷寺成立童装生产社；归元寺也于1955年成立纸盒厂；三佛寺成立瓶子厂；古德寺办的是洗把厂；宝通寺办的有绵麻加工厂。

这寺庙成立的生产组织经历了新中国的各种运动，不断分化、改组、合并，有的并入国营，有的合并，有的停办，有的转行。参加生产劳动的僧尼，虽然说是生产宗教两不误，其实大都逐渐蓄发还俗，有的则结婚生子，或成为在家居士，或戴发修行。当然，还有不少保留僧尼身份，在劳动生产同时也打坐念经，遵守宗教的仪式和规则。

早期的印刷厂在印报纸

那时每每到“五一”、“十一”游行之际，队伍的最后方队，就是统战对象、宗教团体。僧尼往往披着袈裟，穿着僧服，理着光头，摇着小红旗，行走在队伍之中，男男女女都自然十分醒目，前来观看的人一阵暄啸，这里面有不少就是寺庙工厂的工人。只是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横扫四旧，所有僧尼才全部还俗，成为不折不扣的劳动者，或者说是“工人阶级”。

这清济寺也没有例外，它于1955年成立装订社，有尼众100余人。后与其他寺庙装订社合并，改名第十四装订合作社，清济寺主持如理就是副主任。1958年，在合作社的高潮中它又与上海街装订厂合并，正式起名汇文装订社，人员基本还是以清济寺尼众为主，所以说这汇文厂的前身就是清济寺应该无疑。

汇文厂成立后，就有其他厂工人进来，改变了原来清一色尼众的情况，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也正规化。1961年又发展印刷业务，招收了一批青年工人，并调进一些技工，于是人员结构趋于多元，寺庙办厂的痕迹逐渐淡漠。工厂地址也几经变迁。先是在铭新街宏春里，这里本是清济寺的房产。后来业务发展，厂房不够，适逢“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有宗教场所都停止活动。黄石路有一个教堂，叫荣光堂，这时空出，于是趁乱搬进，地方宽敞许多。不久因落实政策，要求归还宗教房产，情急之中，刚好市印刷公司要搬家，这时汇文仍归印刷公司系统管，于是将印刷公司的办公楼给汇文作厂房，搬到了保华街27号。

荣光堂内曾是汇文厂的厂房

我进汇文是1972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这时，厂里原清济寺尼众退休一些，转走一些，还剩下30~40多人。她们没有家，还是集中住在一起。这时清济寺已破烂不堪，她们便移住在古德寺。古德寺已被照相机厂占用，留下几间房作为她们的宿舍。她们每天搭乘2路电车从黄埔路起点上车，到南京路站下，倒也方便。她们大都有四五十岁，经过“文化大革命”几年的“洗礼”，她们的穿着饮食举止都脱离了寺庙里的习惯，与普通人无异。

印刷厂工人在排字

我在排字房上班，平时与她们没有过多的交往，只留下少许的印象。这些清济寺出来的工人基本在装订车间。装订又分精装和平装，体字辈的师父都在精装车间，圣字辈的师父都在平装车间。

平装车间主要作教科书、日历、日记本、发票之类的装订，要折页，要穿线，要糊浆，还要拖到刀子房去切边，劳动强度要大一些。精装车间主要是将单本的书籍或者全年的杂志加上硬壳或软壳封面，便于保存，服务对象是一些图书馆、情报站、资料室。

精装车间在三楼一间大房间内，光线很好，长长的工作台，每人面前一本书或一叠杂志，坐在那里慢慢弄慢慢搞，要拆页、作背、圆脊、烤型、加壳、贴皮、烫金，工序多，操作细，但工作要相对轻松一些，而且技术含金量也高一些。

我一直纳闷为何“体”字辈的师父都在劳动强度稍轻、工作环境稍好的精装车间，而平装车间师父几乎都是“圣”字辈呢？这里面是否有“论资排辈”呢？我想应该有的，这在体华师身上就表现特别明显。

体华师叫解体华，她个子高大，说话嗓音特别大，对人对事都是大大咧咧的，想要怎样就怎样，上上下下的人都有些怕她。那个年代，动不动要学习，每星期四下班后还要学习一个多小时，这是雷打不动的，念念报纸，发发言。如果发表最新指示和重要社论，还要增加学习时间。政治学习一般人是不敢请假的，体华就不管，说声请假，换下围裙就走，谁也拦不住。她的徒弟叫圣禅，不是工厂的徒弟，是庙里的徒弟，对她总是必恭必敬。体华喜欢喝茶，每天都是圣禅跑到楼下开水房给她泡茶，中午帮她打饭。至于工作上的事更是跑得多，如到排字房拿铅字（烫金要用铅字），到仓库领材料，到会计那里报销，什么事都做，尽管不在一个车间。

我听一些师父说，“文化大革命”之前庙里的规矩特别多，等级森严，特权明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们这些尼姑都挨过整，其中那些主持和主要监院更是被斗得厉害，甚至成了“专政对象”，分辈划级的情况才有了改变。但是，这种影响和传统或多或少还存在，即使“文化大革命”已这么多年，汇文厂也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但寺庙体制的遗留、所谓封建传统的影响，却一直在厂里顽固存在。正如一位伟人所言：这是阶级的烙印，永不磨灭。

平装图书的装订方式

精装图书的装订方式

说起体华师爱喝茶，还有一个趣事。

那时说起来也可怜，都穷得很，条件好的才喝茶，也不是什么龙井、普洱、铁观音，只是一些茶末子，还当宝贝。楼下刀子房有一个叫管焰的，年龄近30岁，是个驼背，还没结婚，也爱喝茶。有一阵，每天上班前，都要泡一搪瓷杯茶，一颠一颠走到三楼对体华说：体华师，这是刚泡的茶，给您家。体华赶忙拿自己的杯接着，管焰又一颠一颠走下去，每天如此。体华自然十分感激，一来二去，关系也就密切，遇到刀子房空闲，管焰还上楼与体华师聊聊天，据说体华还张罗给管焰介绍朋友。这种良好来往有一天突起变化。有人告诉体华，管焰背后讲，他是嫌第一杯泡的茶里有灰尘和泥巴，不太干净才倒给别人的。莫看他长得不怎么样，还讲究得很，真是矮子矮，一肚子“拐”（武汉方言，坏的意思）。体华听了，火冒三丈，把管焰大骂一通，管焰耷拉着头，一声不哼。

除了装订车间外，印刷车间和仓库还各有一个还俗的尼姑。仓库里就是前面说的保管员体慧师，闵体慧。她能写能算，文化程度不低，有人说她是大学毕业，也不知是否真的。旧寺庙里有文化的尼众不多，但清济寺不同。据说它第一任主持定妙就文学素养好，且精通外语，于是清济寺有了这个传统，有一批有文化的尼姑。体慧原来是清济寺的“知客”。所谓“知客”，就是寺庙里迎送、接待各类宾客的僧尼。拿今天话说，就是接待处处长。体慧师性情温和，做事严谨，是一个称职的保管员。只是平时不苟言笑，不问世事，不像作过“知客”的。

印刷车间都是年轻人，也有一个“尼姑”，那就是大贤师。大贤当时应该有30多岁，圆圆的脸庞，总是红通通的，整日笑眯眯的像个笑弥勒。她也是清济寺的，老家湖南，家里特别穷，据说解放后才出家。因为成分好，又年轻，厂里起初还是重点培养她，调到印刷车间，先搞小组长，后来当车间副主任。但是她是一个老好人，只晓得自己干，不愿也不主动去行使主任的职责，所以很使领导失望；再加上不会说不会讲，不会向领导勤汇报，不会在学习时夸夸其谈。拿当时的流行话，就是“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问路”，政治上不成熟，不久副主任的职务就免了，还是当一个工人。

大贤因为年轻，曾有不少人给她介绍对象。或许是因为她比较挑剔，或许是她原来当过尼姑的经历，有的人比较忌讳，总没有成功。随着年龄增大，慢慢介绍的就少了。汇文厂除了众多还俗的尼姑外，还有三个还俗的和尚。他们是其他寺庙转过来的，一个叫朱志刚，一个叫芦满喜，一个叫赵性慈。前面两个从名字看，就知道他们是彻底还俗了。

朱志刚应该是武汉佛教界的名人。他原来是汉口佛教正信会的僧人，有点文化，解放后参加改革旧寺庙封建管理制度的运动，成为积极分子，于是还俗参加革命工作，后结婚生子（他的大儿子后来也进了汇文），先在佛协做事，任佛联装订社主任，1958年任合并后的汇文装订社副主任。朱志刚是汇文厂的创始人，汇文的厂名就是他取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了冲击。我进厂时，他虽然还是副厂长，但整天都在业务室，干普通业务员的事。朱厂长对人和蔼，文质彬彬，说话轻言细语，不说根本不知道他曾是和尚。

简陋的印刷装订车间

芦满喜在刀子房工作，他年龄应该不太大，却是满头白发，看起来很苍老，人很老实本分。他也结婚生子，每天都是唠叨些家里事，或者热衷于“来会”（一种民间集资互助的活动）。看来他这个还俗的和尚是彻底“俗化”了。

三个人中唯一没有结婚的是赵性慈。他个子高高的，是门卫，就住在厂门口用木板搭的小房里。常年值夜班，白天就睡觉，或到外面逛。他脾气古怪，有时厂里住的工人回来晚了，叫他开门，他装睡着不开，把他没办法。他经济条件不好，平时很节省，经常有亲戚什么的来找他，就住在他那个小房里，有时一住，就是十几天。每年春节初一，他总是起个大早，要买100根油条，装在一个篮子里，天蒙蒙亮就从一元路走起，走到硚口，看见倦缩在墙角的乞丐，睡在马路上讨饭的，那些衣服褴褛的老人，衣着单薄的小孩，那些脏兮兮神经兮兮的游民，就一一分两根油条。冬日的武汉，寒风凛冽，他往往走得满头大汗，一直到油条分发完，才回厂。

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斗争的年代、整人的年代、充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教育的年代。那时对赵性慈每年初一的这种“慈悲大分送”行为，厂里的人都只是觉得怪异，觉得好笑，甚至还要去批判，没有去了解和思索他行为的含义和内心世界。今天想来，殊为可惜。如今我们国家已经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作为建国的主调，想想过去“文化大革命”之情景，看看今天之宣传，时代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呀！

我进厂不久，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给我提供了一个与这些寺庙老工人交流的机会。

“批林批孔”运动时讽刺林彪孔子的漫画

所谓“批林批孔”，就是批判林彪，批判孔老二。这两个人相隔两千年，怎么会连到一起呢？只是林彪的客厅里挂有一幅手书条幅，上书：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本是孔子的话，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克服和约束自己的私欲，以恢复周礼。林彪这个阴谋家，把恢复周礼作为万事之大。周礼是什么？就是封建的礼教嘛，就是封建复辟嘛，那还不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批林批孔来势很猛，又是动员又是报告。那时汇文已经归区工业局管理，局里也很重视，要求每个厂都要动员工人“忆苦思甜”，用亲身经历来控诉旧社会，批判林彪想让我们回到旧社会的狼子野心。每个工人都要讲，讲得好的，到局里集中宣讲。

厂里的谭书记很想在这个运动中搞出个“典型”，显示他的政绩。汇文厂也有这个基础，这么多庙里的尼姑，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寺庙的直接受害者嘛。材料总结得好，宣讲得好，会特别轰动。可是在挑选发言的人时，就碰上了钉子。领导确定的发言人是闵师父，闵体慧，她有文化，能写能说，又是庙里“知客”，最了解寺庙封建体制的反动性，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闵体慧就是不愿意。谭书记先叫搞人事行政的陈传慈去和她谈，没有结果，又亲自出马开导她。闵师父低眉顺眼坐在那里不作声，只是当谭书记说多了说重了时，憋出了一句话：我对庙里的事也不晓得，谁晓得谁去讲。谭书记被顶得说不出话，气得要死，摆摆手要闵师父回去，自己气哼哼回到办公室，坐在那里生了半天闷气。第二天说是胃病发了，不能上班，将批判的事甩给厂长鄢均道。

厂长鄢均道想，这批林批孔不能不搞呀，于是退而求其次，找到装订车间的圣心、圣禅，要她们发言。这圣心、圣禅平时就谨小慎微，胆子小，被厂长一拍二诈，便应承下来，但是她们没有文化，不会写，于是把我叫来，要我听她们说，再写成发言稿。

我原以为，她们的讲述会有动人的情节，曲折的过程，深刻的揭露，义愤填膺的批判，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听来听去都是一些家庭琐事：家庭不和，亲友淡薄，儿女失散，经济困苦，病体缠身，无依无靠等等，至于对旧寺庙的体制和所谓封建宗教的信仰，不但没有丝毫认识及批判，反而还流露出对过去那种念经打坐、平淡平静生活的怀念和向往。我更感到惊奇的是，原来她们都结过婚，生过小孩，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迫出家。换句话，她们都不是有什么明确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下“半路出家”而己。

多少年后，我对佛教有了一些认识和研究，才知道对于这些普通的出家人，不应该有更多的苛求。中国人是世界上家庭观念最强的一个民族，他们把归于佛门称之为“出家”，而“出家”在中国绝对是极其严重的一件事情。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出世”、“出家”、“求来生”，对于大多数信徒来说，可能仅仅是一种对于纷乱尘世的无可奈何的躲避，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遁入佛门的。

我虽然为难，但还是硬着头皮为圣心师、圣禅师一一写出批判稿，内容无非是些东拼西凑、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文笔亢奋、词语激烈的东西。不过那时都是这种文风，也没有什么奇怪和不对。

批判会召开了，圣心、圣禅都上台发言。在这之前，我因上厕所，路过开水房，无意中看见圣心师父正拿出一个小圆镜，放在烧开水的小锅炉上，对着镜子整理头发。看见我，马上收起镜子，一溜烟地上楼。我注意到，她今天穿一件银灰色的的确良外衣，人年轻了许多。

在那个时代，革命压倒一切，好像美丽、漂亮、干净也成了一种罪过。但是人们爱美的天性是无法压抑的，一有机会就要流露出来，即使是一个“出家人”。

我忽然有一种念头，也许对于今天的批判会，圣心师父的心里恐怕没有太多批判的含义吧，更多的可能是一次展示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毕竟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她都是处于最低层，无论是在清济寺，还是在汇文。

经过这件事，我与圣心师、圣禅师相熟起来。她们有时找我帮忙写信，我也找她们聊聊天，好奇的问问当年寺庙的生活情景。

记得一次晚上，装订车间加班，我也参加，生产空暇时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