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长堤街

作者的外婆

我外婆是在长堤街土生土长的，并最终以80岁的高龄仙逝于长堤街127号。我从1963年6月24日在武汉医学院出生，一直跟随外婆生活在长堤街，直到1985年。长堤街是我的故乡，是我的外婆，是我快乐的童年、伤感的少年和孤独的青春岁月。长堤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塑造了我、滋养着我。我所有的文字，都无法彻底表达我对长堤街的眷恋，更无法准确描述出记忆中长堤街特有的那些温暖的、惆怅的味道。

早晨的长堤街

1907年，外婆出生在长堤街兴隆南巷1号。这是一间名叫江南杂货铺的纯木结构商居两用老屋。店主正是外婆的爸爸，我的曾外公，他靠卖各种船上用具养活全家老小。那时，汉江上每天无数船只南来北往，船家少不了上岸来购买大到铁锚小到铁钉等船用必需品。曾外公生意做得蛮好。外婆是这殷实之家的大小姐。我小时候去过外婆的娘家——长堤街兴隆南巷1号，依然叫江南杂货铺。它有8扇近两人高的大木门，在那一带算很大门脸的杂货铺了。外婆在星期天的清早带我去看她的大弟媳妇，我的舅奶奶，俩老人坐在高高的柜台边的木椅子上说话，而我喜欢在晨曦中看店铺伙计把一扇扇大木门板从门框上取下来，搁在店铺外面的门边。每取一块门板，便有一片晨光涌进店子里，我能看见无数光线若水流从天而降；然后，每取一块木板，就会有更大一片晨光挤进店子里。店铺里有蛮多副食品，舅奶奶总是拿糖果饼干将我衣服的每一个口袋塞满。舅奶奶的女儿叫莉莉，比我还小一岁，我却得叫她莉莉姨。这使我很不服气，常常借机欺负她。

在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告诉我：她做孩子时，长堤街的清晨，是在马蹄踏着青石板路的哒哒声中开始的。当马蹄踏着青石板发出悦耳的哒哒声时，赶马车的男人就会扯起嗓子叫喊：下河了。于是，长堤街一家挨着一家的木门开始吱吱呀呀地响起来，女将们睡眼惺忪地提着围桶走出家门，走向马车。外婆说，这道清晨的功课做完了，长堤街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呢。

外婆19岁时嫁给长堤街127号喻家的独生儿子。喻家虽说在汉正街开着一家牛肉铺，家景也是不错的，但往日的婆婆不会让媳妇得闲，婚后第一天，外婆就得一清早起床，和长堤街的媳妇们一样，提着围桶下河去。

外婆和曾祖母带着大姨和妈妈

下河的时候，三五成群的女人们围在街旁的阴沟边，一边倒一点水到围桶里，一边拿长把的竹刷子把围桶内侧刷洗干净。这时天还朦胧，三三两两的女人一边做着活，一边小声聊几句道听途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外婆是新媳妇，默默地洗围桶、默默地听闲话。心中暗想着，得好好在长堤街做人，不能被人背地里指指点点。

等到我开始记事的时候，长堤街早就没有青石板路了。不过街两旁的老房子前的台阶仍然是青石板的，我家也有这样的青石板台阶，夏日里我喜欢赤脚踩在台阶上，又清凉又湿润。马车更是没有的了。不过，下河这件事还是要做的，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还常帮外婆下河。后来在我家不远的地方修了座公共厕所，下河的人渐渐地少了。如今，长堤街家家都有了自己的厕所，“下河”这个动词，后生们怕是不知所云了吧。

年轻时的外婆和外公

我的长堤街清晨，与来来往往的叫卖声紧密相关。我还是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姑娘时，特别喜欢躺在床上，听街上此起彼伏的卖过早的吆喝声。那阵阵叫卖声，让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似梦非梦，别有一番滋味。记得那个卖洋糖发糕的唐太，一只腰子形的大木桶从肩上斜背下来，正好在她的腰间。木桶里面夏天是像蚊帐那样的白布，冬天是厚厚的棉被，在白布里或棉被里，就躺着热腾腾白花花的洋糖发糕。木桶有个半圆形的盖子是活动的，掀起盖子，撩开白布或棉被，带点酸带点甜的洋糖发糕香味就冲鼻而来。

在我的印象中，唐太总是穿一身黑色对襟布衫，铁灰色长裤，脸圆圆的堆满笑。她声音响亮，“洋糖发糕”四个字，经她的声音处理，听起来有一种很强的韵律感。节奏是前两字紧凑利落，后两个字舒缓悠扬。一想起唐太，她的吆喝声就会在我耳边响起，让我记起无数个清早，我醒来，眼睛不用睁开，只一伸手，就能在枕头边摸到用手帕包着的两个暖暖的发糕。那是外婆从唐太的腰子木桶里拿的，三分钱拿两个。

洋糖发糕就是装在这样的木桶里

早上还有人拖着带炉灶的板车沿街叫卖。那是一个大伯在卖红糖粑粑。板车前面是一个较大的铁灶，后面是小山似的刨皮装在一个大大的脏脏的竹篓子里。大伯把米浆一勺一勺地放进铁灶上面的平底铁锅里，像画圆圈一样画一个一个的圆粑粑，每个粑粑中间放一小坨红糖，然后顺手抓一两把刨皮丢进灶堂里，瞬间红红的火苗冲起来，不一会，刨皮烧完了，只留下点点火星，这时粑粑也熟了。我的早餐，多半就是洋糖发糕和红糖粑粑交替出现在枕头边。那童年的早晨哟，可以躺在被子里闭着眼睛过早，也不着急快起床啊、快上学啊。学习的压力？压根就没这个说法。长大一点之后，我不喜欢吃外婆买来的早点了，希望自作主张。每天早上背上书包，手心里揣着外婆给的一毛钱，走在亮堂堂的长堤街上，东家叫一声秋荣，西家叫一声丽华，然后和这些同学结伴去学校。我就读的小学叫革新小学，80年代后更名为义烈巷小学，一打听才知道它原本就叫这个名字，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才起了个革命的校名。学校的大门就开在长堤街街面上，大门附近多的是过早的小摊子。我喜欢吃热干面，或是两个面窝。如果想节省下几分钱，留着放学后买零食吃，就花六分钱买两个发饼过早。

记得小学有一个同学叫肖虹，住在长堤街靠居仁门那头，我家住在靠军工医院、唐家巷这头，中间路程不算短。但有段时间我和她关系蛮好，每天早上，我都会到她家去约她上学。冬天的时候，穿着厚棉袄的我，仍然兴致勃勃地去约肖虹。印象里沿街都是红火焰、白蒸汽和芝麻酱的香味。看着看着就走到肖虹家了。肖虹的太是江浙人，总是在清晨煮一锅烫饭。我去的时候，肖虹正在吃，那收捡得灵灵醒醒的肖虹太，就会递一碗热腾腾的烫饭让我吃。如果是这样，我就省下了自己过早用的一毛钱，等到放学时，就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点含金草吃，或者买凉粉吃。那凉粉二分钱一碟，白白的凉粉上面放一勺红红的剁椒，把一根一指长的细玻璃管子插进凉粉里，一点点将凉粉吸到嘴里，有点酸，有点辣，好吃得很。

有一段时间的清晨变得紧张了，总是在还没睡醒的时候，就被叫起来去学校收听来自北京的重要指示。我和同学们拎着自家的小板凳，早早地去学校大操场集合。那时我们不叫班级，而叫几连几排几班，像部队一样。我是排长，要负责一个排的同学集合、站队、坐好。7点半钟，校革委会的朱主任就站在司令台上开始讲话。朱主任从前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他带着工宣队进驻学校时，我们站在校门两旁夹道欢迎他们。说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其实就是朱主任的声音。他大声地宣读昨晚收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最高指示。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他就代表着北京，代表着中央。他长得很粗壮、很黑。他特别喜欢带领我们挥臂喊口号，放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朱主任还特别喜欢要求我们学生一大清早起来跑步，他说只要我们每天坚持跑步，就可以跑到北京去。不是真的跑到北京了，而是在想象中，我们是革命小将，跑到北京是我们的理想。也许我天生是散漫的人，难得坚持这样每天都得按时去做的活动。为此，我的排长一职被换下了，班干部也不让当了。我为了重新成为一个五好战士，课余时间常常在校园内转悠，希望能发现点什么事让我去解决。果然有一天，我发现学校后院角落里的一个自来水龙头关不紧，水突突地直往外冒，这多浪费国家财产啊。我二话不说，上前就用手死死地抱住水龙头，不让水流失太多。我一直就那么抱着，水溅湿了我的衣服、裤子，后来，我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我依然抱着水龙头不放。这事被同学发现了，汇报上去了。老师让我写讲用稿，先是在班上讲，然后在排里讲，最后到全校讲。那一学期，我终于被评为“毛主席的五好战士”，胸前佩戴大红花。我很得意，在心中暗想，总算把撤掉排长这冤给伸了。

长堤街上的假小子

上中学时，弟弟妹妹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他俩的幼儿园恰好在武汉市第十一中学对面。本来我们革新小学对口的中学是武汉市第六十五中学，但为了能帮家里送弟妹上幼儿园，父母把我转到市十一中去了。没有料到的是，市十一中后来成为重点中学，让我很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重点中学的毕业生。

读初中的我，每天清晨，背着书包，推着一辆竹车椅。那上面坐着我的弟弟和妹妹。我推着他俩走过长堤街，一路总可以听到街坊邻居们对我的称赞。听表扬话应该高兴，可我心里总是有些不快活，因为有同学骂我像个小妈妈。回家对外婆讲内心的不快活，外婆总是告诉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外婆会讲很多先苦后甜的故事给我听。这些故事温暖着我有些伤感的少女心，令我生出朦胧的却持久的希望来。

初秋时节，在一个凉爽的清晨的5点钟，我醒来，走上阳台望向江对岸的长堤街，我看见湛蓝的星空中，浮贴着一勾薄薄金黄的下弦月。我小时候，也是在这样的初秋的清晨，也是这样一勾薄薄金黄的下弦月，外婆把我叫醒，然后让我按住眉毛，喝她递过来的银耳汤。这银耳汤是外婆用土陶罐在小煤炉上炖了大半夜的。外婆喝没喝我不知道，反正我总是在半梦半醒间被外婆叫起来喝。而且一定要把眉毛按着喝，外婆说，否则，这鲜美而有营养的银耳汤会让我的眉毛马上长得像神仙老头的眉毛那样，又白又长。这清晨的一勾薄薄金黄的下弦月在我记忆中弥久常新。后来我在一本美术书上读到这种颜色叫金丝雀黄，属温暖色系。

午后的长堤街

说实话，成人后，我一直念念不忘小时候的那些个疯玩的午后时光。

在夏季，吃过午饭后，我丢下碗筷就冲出家门往外跑。用外婆的话讲，那是人叫不动，鬼叫飞跑。是的，我儿时的几个玩伴正在窗外以清脆的敲玻璃声叫我。炽热的太阳悬在天空，晒得街上的沥青马路软软的，软软的沥青马路烫得脚上的塑料凉鞋好像是要化掉似的。这一切对童年的我来说，都可以当成好玩的东西，而不会像长大以后，太阳大时不想出门，怕晒黑了；发烫的沥青马路不敢走，怕弄坏了高跟鞋。我和伙伴们飞跑到街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去。我们都称那里叫94号。94号是我们长堤街少有的一栋带点西洋建筑风格的房子，有粗大的大理石圆柱、红色的木地板，雕花的木楼梯和彩色花玻璃窗。94号一楼住着胡爹爹一家、我的同学谢丽华一家、帅哥哥超超一家；二楼住着罗太一家和别的什么人。在我印象中，胡爹爹家就他一个人。他个子矮小，最特别的地方是嘴上有八字胡。听说他是个逃亡地主，总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但我们几个小孩子不怕。我们喜欢去他家玩，他不爱说话，却总是能东摸西摸地拿出东西给我们吃。我喜欢看他家的一些用品，比如说他抽烟用的烟斗，是玉石雕成的一条龙，一杆象牙的小秤，装在一个乌黑的小木盒里，那木盒的造型像一把琵琶；一个小型的铁碾子，把米放进去，用手来回滚动，米就碾成米粉了；飞奔状的洋娃娃，据说那是小天使；还有钢琴，胡爹爹总是将手悬空在琴键上面，做弹琴状，嘴里小声地哼着歌。我们吵着说弹啊弹啊，胡爹爹就缩着头做出一副害怕得要死的样子，小声说不能弹出声来，让别人听见那可完蛋了。胡爹爹家有厚厚的窗帘，屋子里白天也要开灯。他总是让我们随便在他家翻腾，找东西玩，但不能告诉别人。后来，外婆知道我常常去他家玩，就严厉地制止我。说他是一个正在改造的人，是坏人，不能去他家玩，要不然他会害我们的。我很迷惑，不知道他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害我们。

长堤街94号的木地板

94号楼上的罗太家，也是我喜欢去玩的地方。罗太家人口多，大大小小上十个人，显得总是热热闹闹。罗太的大儿子大儿媳是军医，都在北京。过年他们从北京回来，穿着正规的军装，看上去好威风啊；罗太家的二儿子二媳妇都在剧团里搞文艺，会吹拉弹唱；最有名的是罗太的大女儿，是唱京剧的。我在3506工厂的大剧院里，就看过她演的京剧《海港》，她演方海珍。我们长堤街这一带的人，因为有罗太家这样的邻居，便在日常生活中有了一些音乐事件。比如说，星期天或节假日，罗太家搞文艺的子女们偶尔会兴起，把乐器拿到楼下的空场地来，他们拉的拉，弹的弹，唱的唱，不少街坊邻居会端个小板凳围拢来看热闹，或真是想欣赏一下音乐。这样的时候每次都不会少了我。外婆说我是酒席上的胡萝卜，缺不得的。我尤其喜欢听二胡拉曲子，记忆最深的二胡曲子是《赛马》。

罗太家还有红得发光的木地板，有宽敞的客厅，二胡、琵琶、扬琴摆在屋子里。当然，最好玩的是她家客厅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块很大很厚的布，一根绳子通过两个滑轮连着布片，只要一拉绳子，布片就可以来回摆动，产生一阵风。那是我看见过的最早的“电扇”。我总是自告奋勇地请求做拉绳子的苦差。我站在客厅的一个角落，用力地拉着绳子，不厌其烦地看着那片红细格子布来回摆动，一阵风又一阵风吹过睡在布片下面罗太家的孙子孙女们，也吹过我的手膀子。我那么喜欢帮罗太家拉风扇，我想，那时的我，一定可以从布片轻盈的摆动中感觉到了飞翔。

前两年，我搬到武昌的一个小区。晚上在小区内散步时，突然遇见罗太家的孙女，就是往日享受我给她们拉布风扇的那几个小女孩中的一个，她现在又成了我的邻居。和她说起从前她家的这块布风扇，她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而我却记忆犹新。更多年前，我在省文联机关里，偶遇过演方海珍的罗太家大女儿，我还是用儿时那副无比敬仰的目光看她，她却没有认出我来。

为了写这篇文章，前几天我再一次走进了长堤街94号。房子从外表上看，变化不大，走进去，就变得有些凄凉。我找不到一个认识的老邻居了，只得问新来的住户。得知胡爹爹早已去世。罗太还健在，住到三儿子家去了，原先罗太的家现在被隔成好几家了。那记忆中红得发光的木地板，完全不像从前的模样。一楼的房子都成了门面，一到晚上，桌子摆到长堤街街心，卖的是萝卜牛肉汤。

还是回到从前快乐的午后时光吧。那时学校好像不上课的时候多。下午要么只上一节课，要么是把住得近的三五六同学组成学习小组，同学们在学习小组里一起做作业、看书读报。这倒成全了我们在一起玩的心思。我们这个小组的同学都喜欢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这游戏很有意思，我们百玩不厌。几个小孩子在一起，石头剪刀布地划一遍，输了的那个人就当捉大伙的兵，有人捡一块砖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再把砖头扔得老远，等当兵的那孩子去捡砖放进圆圈时，我们早就四散开来，各自找地方躲起来。我们必须乘捉我们的孩子不在或不注意时，就猛地往圆圈内跑，并迅速捡起那块砖头，大喊“到牢了，到牢了！”举起砖头，你就安全了。到了圆圈内（即到了牢），你就到了家似的，没人可以捉到你，你还可以在下一场游戏中再去躲藏，而不用充当捉人的兵。每次我都玩得黑汗水流，每次举起砖头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找到安全的快感。长大以后，在迷茫和困惑的时候，想起儿时的这个游戏，就渴望人生中也有一片这样美好的圆圈，有一块可以拿到手的砖头，让我无忧无虑地大喊一声“到牢了”。

有时我会跑到离长堤街不远的硚口公园里去玩，玩累了，再回来看那守牢的人在不在，多半那人早就不在了，肯定也是找个地方玩去了。于是我坐在圆圈内的那块砖头上，看着蓝天白云发呆。还有一次是我当捉人的，等同学们都跑不见了后，我拿着砖头开始寻找，找不到人影，便自顾自地顺着长堤街边走边玩，一直走到江汉桥，觉得时间还早，又走过江汉桥，抄了一条小路继续走，之后却不知如何走回家了。眼见天已擦黑，心里害怕，只得询问路边的婆婆。婆婆一听我是从长堤街走来的，大惊，说我都快走到汉阳十里铺了啊。婆婆叫来她家的媳妇，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送我回家。等回到家中，同学们都在我家等着，他们好怕我不见了。外婆更是担心着急，一见我回来，握住我的双手一直不放。外婆谢了那妇女，她马上又赶夜路回她的家。

等人都走了，外婆高举着她做衣服的竹尺说：“今天我要打得你认得我。”我连忙说：“我早就认得你啊，你是我外婆。”她还是高举着竹尺说：“那我今天要打得你不认得我。”我只好赶快说：“我是不认得你唦。”然后我就拼命哈哈大笑。边笑边说：“不打我了，我在笑。”因为外婆常常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就总是用这一招来避免挨打，而每一次我都可以成功。那把专门用来打我的竹尺，顶多就是挨了一下我的手掌心而已。

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迷上了爬树。天很热，家门前的那棵高高的樟树，像一个巨大的凉棚。我吱溜一声就爬到树冠，把身体藏进密密的树叶中。我知道，自己躲藏在这里，谁也看不见我，我却可以看来来往往的人。我喜欢居高临下地看长堤街的风景。从午后到天黑，在那年代，这是一段漫长又丰富的时光。大人们都不在家，长堤街就剩下老老小小的。下午3点左右到4点多钟，正是午饭时间过去好久了，晚饭时间还迟迟不会来到。因此，挑担子推车子卖各种小吃的人，就在长堤街上川流不息。敲得叮叮响的是卖麦牙糖的，一支用完了的牙膏皮就可以换一小坨米白色的麦牙糖，脆脆的，甜甜的，吃起来可以把上下牙粘到一块；用木棒子敲得嘭嘭响的是卖米粉蒸糕的，一分钱一个，一个有大人喝白酒用的小酒杯那么大，也是上头大下头小那种形状，中间有点红糖；推着小平板车的是卖油炸臭干子、藕丸子的，小平板车大多是自制的，木板下面安有四个带轴承的钢珠滚，钢珠滚在路上一动，那响声一条街都听得见。除了卖小吃的去去来来，更有各种行当的小贩。打桐油打箍的，修绷子床的，磨剪子磨刀的，挑鸡眼的，补锅修鞋的，头发电池换钱的，卖青菜萝卜小葱的，卖黄瓜番茄四季豆的，卖刚从汉水里打来的小鱼小虾的，等等。整个街道就像一个露天的大市场，阳光永远灿烂，蔬菜上总是洒满水珠，与阳光的照耀配合在一起，进到我眼里，是一串一串闪烁的珠子。那是最令人感受到生活和日子满是烟火气的下午，是我心目中“生活”这一个词的写照。

长堤街风情

作者和外婆，身后晒着衣裤的竹篙和杈棍，曾被孩子们无数遍的钻来钻去

当然，我也会偶尔看到大朵的白云用阴影把街上的行人覆盖。我还看见，一条青虫是怎样滑入草丛。

如果是冬天的午后，那就有另一种玩法。暖暖的阳光把长堤街照得像舞台一样亮堂。那舞台被我们这些孩子们占领着。那些三叉、竹篙子，还有晒在竹篙子上面的大小衣服、棉絮、被子等就像是我们的道具。我和伙伴们，没什么理由地从长堤街的一处跑向另一处，从东家晒衣服的下面穿到西家晒衣服的下面，从这个三叉钻到那个三叉。就这么三五一伙地穿梭、奔跑、戏闹、欢笑。只要被大人们看见了，他们就大叫起来：“唉哟，你们这些伢们啰，吃饱了撑的沙，非要撞倒我屋里晒的衣服就舒服了，等下子跟你屋里太说，看不把你们那螺丝骨打碎才怪。”大人们一叫，我们像电线上停着的小鸟，电线一动，嗡地一声四散开来，留下我们嘻嘻哈哈的笑声。要不了多久，我们又聚集在了一起，照样地钻来钻去的。说实话，我们还真没出现过把三叉撞倒，将衣服弄到地上的情况。

不过外婆常常对我说，姑娘伢老在别人衣服下而钻，尤其是在别人的裤子下面钻，就会长不高的，到时候又矮又胖，丑八怪一个，那看怎么办。所以，慢慢的我比较少参加这样疯跑的游戏。不仅不参加，还会讽刺那些依然喜欢在衣服下面跑的孩子，说她们“矮子矮，一肚子拐。”

大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在冬日有阳光的午后，顺着一堵墙站着，然后大声叫着“挤呀嘛挤牙膏哟，越挤就越好玩哟。”这样叫着的时候，我们七八上十个孩子们一溜地往前挤，挤得人和人之间一丝缝隙都没有，挤得开怀大笑。这个游戏我非常喜欢玩。和伙伴们挤成一团，身体挨着身体，头挨着头，手牵着手或紧紧抱着，那样一份亲密总令我怀念和向往。

我想，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亲密关系的，是需要拥抱的。尤其是正在成长的孩子。如今看着关在客厅里看电视、打电脑、做作业的现代儿童，我才体会到，过去我们在没有车辆的长堤街穿来钻去，其实是有理由的。那理由就是童心需要晒太阳，需要无拘无束，需要释放身体发育过程中充沛的精力，更需要舒展心情和骨胳。

黄昏的长堤街

无论我在外面玩得多么开心，一旦夕阳西下，我胖胖的湿漉漉的身体被落日拉成瘦长的黑色的影子，这个时候的我，盯着地上那个属于我的影子，就莫名地感到忧伤。忧伤的我，就会毫不迟疑地离开游戏着的小伙伴，箭一样飞奔回家，回到外婆身边。

这样的时候，正有黯然的光线从黄褐色的旧木门里斜射进来。我跳进大门，长长的天井尽头，昏暗的一角，天天一个模样地出现外婆、炊烟和炉灶里红红的火苗。外婆在那里忙着做晚饭，是不会理睬我的。只有等我走到她面前，轻轻地叫一声“太”时，她才会直起腰身撩起她灰黑的对襟外衣下摆，擦去我一头的汗水。外婆会说：“鬼丫头，又是疯得黑汗水流呀。”然后，照旧去忙她的活。

那时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一个烧柴的灶、一个烧煤的大炉子和一个烧蜂窝煤的小炉子。小炉子到冬天可以拿到屋子里去，既做饭又取暖。这些炉灶都不是从商店买的，是大人们动手做的。我就看见外婆用一个废旧的冰铁桶做成一个小炉子。外婆冬天喜欢用大炉子做饭，因为大炉子上面还有两个汤罐，做饭的功夫，汤罐里的水就热了，这样随时都可以有热水用，这些热水到晚上，拿来洗脸洗身体，用得特别便利。夏天当然就烧灶了，平时捡的柴禾废纸什么的都得留着，加上每家定量供应的柴，夏天就拿来烧灶。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大小物资都是定量供应，从粮食到柴禾，都是按人头凭票购买。记得外婆让我帮她去煤炭店买煤买柴，我拎个大竹篮子，到离我家不远的那家煤炭店去，一家人的票，也就够买回一篮子的树皮。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这么点供应物资，外婆是如何安排并操持一大家人的生活的。不过，那时生活简单，夏天常常是吃腌菜豆渣，外加一碗青菜而已。可也觉得很好吃，每餐都会吃两大菜碗饭，我被养得胖胖的，街坊邻居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土匪”，一是说我胖，二是说我爬高上低、满街疯跑。

作者6岁（1969年）时在后院

傍晚时分，玩得黑汗水流的我，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