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回忆宁波里往事

儿时记忆

记得小时候，宁波里还是蛮幽静的。

一色的红砖厢房，整整齐齐的石板地，每家门口都是厚厚青石做的门框门楣，都是两扇黝黑黝黑的木制大门，重重的，用力拉开门就发出咿呀之声。窗户是阔大长窗，里面装有铁栏，典雅又不失尊严。房屋内层空间很高，二楼就相当于现在的三楼，因而里巷的外围墙也很高，保证了里弄的封闭性。屋顶是老式坡型，暗红色的瓦，又大又厚又重，看得出质量非常好。家家都有一个小天井，收拾得很干净，有的种上爬墙藤，青青的藤爬满高高的墙，甚至伸到墙外。每当太阳西下，夕阳撒满屋顶，红色的瓦片一片光亮，一个个天井口，在阳光的阴影中隐现，青青的藤叶展现其中，给人一种幽雅、宁静的感觉。

里弄（武汉人称之为巷子或者里份）安静、清静，住户也是整洁光亮，神情自得。清一色都是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及家属，走出来体体面面，说起话文文皱皱，又大都是道地的宁波人，聊起家常，一口的下江腔，又急又快，抑扬顿挫。宁波话的特点是远听像鸟叫，近听似吵架，仔细听半天，也不知是唱歌还是说话。

其实宁波里是旧时四明银行的宿舍，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办的银行。民国时期，私人银行有北四行、南四行、小四行之称，四明银行是小四行之一，也算有名的银行。汉口分行地址在洞庭街口，楼层很高，抬头不见楼顶，也算巍峨矗立吧，据说是解放前武汉最高的建筑之一。宁波里是四明银行买下地皮建的，结构应该像上海的石库门。起名宁波里，顾名思义是不忘老家宁波吧。

宁波里也是蛮热闹的。它一头通江汉路，一头接保成路。江汉路，车水马龙，繁华无比。巷子对面就是冠生园，有名的广东餐馆，卖广式点心，有叉烧肉、鸡粥、鸡汁大包，干点有奇马酥、鸡仔饼，价格都好贵好贵。餐馆旁边是国际理发厅，漂亮的玻璃大门，霓虹灯把店名照得一闪一闪的，大大的转灯不停地旋转，显示店面的气派，进进出出的都是绅士淑女，衣冠楚楚，光光亮亮。再过去就是中心百货商店、璇宫饭店、海陆饭店，就更热闹了。

巷子左边是扬子饭店，也是高级饭店，小时候没进去过。三年自然灾害时，物资紧张。有一段时间搞货币回笼，卖高价食品，开放了几家餐馆卖高级餐，这扬子饭店的餐厅就是一家。每天吃饭的人排队，从楼上排到楼下，排到宁波里内，穿过巷头到巷尾，还要转弯到保成路。卖的东西贵呀，一根油条三毛，一个欢喜坨五毛，一盘菜一块五。

这价格在50年前，是当时平价的十倍还转弯。记得有一次里面传出劈里啪啦的声音，引起我们好奇。上去一看，一些食客正用板凳在桌上敲打什么，原来上了一盘毛蚶，许多人不识吃，剥不开，又不甘心浪费，手头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于是抄起板凳就砸。你砸我也砸，此起彼落，服务员拦也拦不住，第二天贴出通告，设备损坏，停业一星期……

夏菊花顶碗

巷子右边是启新照相馆，那时门面不大，照相在二楼，有楼梯从街面直通上去，也算是有名的照相馆之一，虽没有品芳、铁鸟那样历史悠久，在武汉市也是家喻户晓。一楼的橱窗内，经常摆放一些名人的大幅照片，不是越剧的金雅楼，就是汉剧的陈伯华，再就是电影演员王丹凤、秦怡等等，都是黑白的上了彩。后来随形势变化，又摆上劳模照片，有纺织厂的朱九弟，杂技团的夏菊花……有时也摆上一张一二米长的会议照：武汉市××届××代表大会代表合影之类，照片上几百人，密密麻麻，谁也看不清。

巷尾的保成路也特别热闹，小商铺、小饭馆一个接一个。记得有江南春小饭馆、梅龙镇酱油铺、民生印刷行、美美木器店，还有卖土产的、打铁的、卖烧饼的、炸油条和修铁皮的，还有久新杂货店，打油打醋、买盐买糖，都在这里。

宁波里夹在这两条闹市之间，相当热闹。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川流不息，尤其是一些卖豆腐、米发糕、香烟的，转糖的，捏面人的，炸米泡的，磨剪铲刀的，收荒货的小商小贩；后来又有换粮票、鸡蛋的，卖青蛙的；到晚上，还有炸藕圆的、伏汁酒汤圆子的，叫卖声在巷子里此起彼伏的回荡。

宁波里北面不到20米，就是中山大道，两相平行。中山大道道路宽，可人行道窄，每逢休息日，或过年过节，就拥挤不堪。许多人就抄近路走宁波里，更增添了宁波里的热闹。

宁波里幽静，宁波里又热闹。宁波里幽静，是说它本身静，它里面没有开商铺的，办公做生意的，住户单纯，家常生活。尤其是清晨和深夜，整个宁波里都笼罩在静谧之中，可以听到江边轮船的汽笛和武汉关悠扬的钟声。宁波里热闹，是指它外来的热闹，是它的地理环境带来的热闹，这也说明它的交通方便和生活的便利。

细细想来，宁波里还是蛮有特色的。它的特色在于结构严谨、对称和精巧。

汉口自开埠以来，一直没有像样的楼房。1907年张之洞拆掉城墙后，形成后城马路，即现在的中山大道。1908年有一个买办叫刘歆生的，在城外低价买下大量土地，又填土修路，从江边一直修到铁路边，起名歆生路，就是江汉路的前身。这个买办摇身成为地皮大王，于是请营造商陆续沿街盖了一些建筑，街面都是铺面，后面是住宅，江汉路一带便繁华起来。1921年四明银行在此繁华地带购地兴建了宁波里，因准备材料多，营造商又用余材修建了德兴里、义成里等等，其他银行也陆续建成兴业里、联保里、华中里、贯中里。这就是宁波里等银行地产的来源。

1929年刘文岛任汉口市市长，对汉口市政建设颇下气力，建立了市区的下水道系统，江汉路也加铺柏油路面，市容更趋繁华。1931年长江发大水，汉口成为泽国，未淹面积仅0.5平方公里，被淹一百余天，掩尸3万2千多具，“大船如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飘流四围”。汉口房屋倒塌甚多，只有江汉路一带因房屋建造质量好，安然无恙。我小时也特别有感受，每逢大雨如注，江汉路绸布公司一带，中心百货路口，早已积水成灾，水淹至膝部，甚至腰部，是为常事。而宁波里内，从不见有积水，墙壁不见渗水，屋顶不见漏水。建筑至今己80余年，质量还是如此之好，真叫人感叹。

1931年大水时，在江汉路搭建的木板桥

宁波里结构呈串字形，东西一条主巷道贯穿全巷，中间是两个分巷，每个分巷左右各四个门号，分别是3、5、4、6和7、9、8、10（称之前巷），11、13、12、14和15、17、16、18（称之后巷）。两个分巷相对，单双号相对，每户后门又对着一个支巷道，特别狭窄，使之每户前门相对，后门相连，全巷布局十分严谨对称。

我看过武汉许多里巷，有的大而无当，有的曲里弯弯，有的土洋相兼，有的地糙屋残，像宁波里这样布局精巧对称、结构牢固华丽的，的确不多。宁波里在结构上还有一特色，就是它有4座过街楼。所谓过街楼，就是主巷道上的两边楼房相连，形成搁楼，下面是里弄的主街，上面是房间，有点像广东的骑楼，但比骑楼大得多。

宁波里的过街楼房间很大，几乎占里弄主道的一半。它的优越性不少：首先明亮。两边都是玻璃窗，虽然没有落地，但是接天，窗子一直到天花板，房间显得特别亮，外面是木制百叶窗，需要时，关上百叶窗，明暗相间，比用窗帘要好。第二是凉快。宁波里虽然房屋结构好，但有一缺陷是门窗都是东西朝向，拿武汉人的话说就是西晒。在夏天，武汉这个大火炉可是大问题，一楼还好，由于楼层高，太阳不能直晒，虽然暗一些，但是阴凉。二楼就不行啦，西晒的太阳烤得房间像个蒸笼，难受呀。所以每到夏天，里弄里都是乘凉的人，住二楼的为最多，竹床、木板，甚至桌子板凳都扛出来。晚饭也在外面吃，吃完了一般都在外面聊天，不过12点不上楼，楼上还热着呢。

过街楼就不同了，虽然也晒，但是有穿堂风呀，楼下是道，空气自然流通，无风也通畅。那时电风扇还是希罕物，解凉靠的是扇子，这自然风爽呀。因此，住过街楼的人很少下来乘凉，有时实在太热，有的过街楼就把窗户下的木板临时拆下，这样空气流通面积更大，简直成了空中搁楼。第三个优越性是面积增大好多。宁波里的房屋后来收为公产房，交房管所管，每月按面积交房租，这过街楼历史上不算正规房，因此面积不好评估，不交又说不过去，后来大概每月只是意思了一下。

过街楼的住户也有生活上的烦恼之处。第一，很闹人。下面就是一条巷道，每天人来人往，走路的、说话的、吵嘴的、推车的、叫卖东西的，不绝于耳。尤其是炸米泡的，只听见那师傅嘶哑的大吼一声：放炮啦！轰的一声，天摇地动。过街楼仿佛也在摇晃，墙上的灰尘刷刷往下掉。所以，每次炸米泡的商贩把工具朝过街楼下一放，过街楼的住户就跑下来呵斥：走开走开，不要放这里。不放这里放哪里呀？过街楼下面，遮阳挡雨，方便啦。公共地方，你管得着。扯了半天，稍稍移旁边一点吧，待你一回楼上，又搬回来，没办法。

到了晚上，小摊小贩少了，该安静了吧？乘凉的又出来了。过街楼两侧就是路灯，路灯下面下棋的、打牌的、聊天的，一群一群的。小孩也来凑热闹，玩珠子、打撇撇、跳房子、官兵捉强盗，一直要闹到九十点。夜深了，曲终人散，万籁俱寂，总算安静了，但是那路灯还亮着，照着过街楼，房间里雪亮雪亮，难眠啦。

吵就吵吧，总比汽车声好吧。但是有时臭味难闻。因为中间两个过街楼下面放着两个垃圾箱，虽然有盖，但遇到潮湿天，气味还是难闻，过街楼是直接受害者。于是吵哇，反映呀，居委会讨论呀，把垃圾箱拆了，改为每天两次集中倒垃圾：上午10点，下午4点。垃圾工拖着垃圾车来，摇着铃喊：“倒垃圾呀！倒垃圾呀！”于是赶快端着撮箕跑出去。每户的清洁费也要增加几分钱。但是家里没人怎么办？双职工怎么办？邻居帮忙，到底不方便，于是晚上偷偷去倒，过街楼下面照样一大堆垃圾，于是又恢复垃圾箱。这样建了拆，拆了建，折腾来折腾去，过街楼住户总免不了受臭味之苦。

然而过街楼下面，真是一个好的公共场地，遮阳挡雨。每逢下雨落雪，总是挤满了躲雨雪的行人。至于宁波里的住户，平时晒衣晒被，夏天摆放竹床木板，冬天挂封鱼腊肉，居委会在这里办墙报，小贩在这里弹棉絮、修棕床，雨淋不到，风吹不散，又不影响住户进出，方便了许多。1957年大办钢铁，这里筑起小高炉；1958年，街里办起拉丝厂，这里是露天车间；1959年，搞共产主义，办公共食堂，家家不开伙，这里是开水房；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政策有松动，有人在巷头巷尾的过街楼下面摆了几张桌，卖水饺，生意还不错；不久，17号的张家搞裁纸生意，把一大捆一大捆的卷筒纸放在下面，一条巷子被塞得满满的；到了“文革”，这里的墙壁又是天然的大字报栏，初期的大辩论，后期的大武斗，这里也是讨论和打斗的地方……哎呀呀，过街楼下面简直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场所。

其实仔细想想，这过街楼下面的作用无非三个：一是给住户公共活动之处；二是给行人、商贩遮阳避雨之便利；三是给逛街的人一种整理、休息、喘息之方便。这话怎么讲？你想想，两头都是热闹街道，转进宁波里，马上感觉到了宁静、休闲、僻静的气氛，于是你的心情松弛了，情绪平静了，可以在这里将身心休整一下，把东西清理一下，这是在热闹的大街上无法做到的。

正是因为宁波里既有毗邻热闹的江汉路，又有安静单纯的特点，更有过街楼这种结构的方便，便带来另外一种现象，每逢节假日，这里“杀皮子”、“撮虾子”的比较多。“杀皮子”指小偷，“撮虾子”指“打一枪”就跑的流动商贩。这是武汉人的“黑话”，不是土话。那时的武汉，有一阵子，年轻人时兴说一些怪异话。例如，把“相貌”称之“麦子”（麦读m e，把“衣服”叫“叶子”。相貌好，就说麦子好清爽哇；衣服漂亮，叫叶子好靓啦；还有把头目称之“拐子”；喝醉酒叫“麻木”；失业在家为“灶妈子”等等。行为上也追求怪异，如梳“包菜”头（大背头），留“虎爪”（长鬓角），穿“考板”裤（小脚裤）等。其实今天看来不过是青年人对思想和生活的禁锢产生的一种追求时尚的反抗行为，当时却被指责为流氓话或流氓行为，大张挞伐。记得那时有家报纸还登了一首漫画诗：好好一颗脑袋，理得稀奇古怪，有的名曰“虎爪”，有的形同“包菜”。这些“黑话”经过大加批判后，有的消失，有的却慢慢演变成武汉的土话。如现在称哥哥就是我的“拐子”，叫三轮车夫为“麻木”（大约是因为车夫都爱喝酒，三轮车就是“麻木的士”），干家务活，则是“做灶妈子”等等。

今日宁波里的过街楼

宁波里为何“杀皮子”多、“撮虾子”多呢？小偷和流动商贩主要活动地域是热闹繁华的街道，如江汉路；但他们又常常溜到宁波里休整。小偷有了收获，会到这里来，检查成果（偷来的皮夹子）、分赃，然后把空皮夹扔在过街楼下面，又跑出去寻觅对象。流动商贩碰见城管人员来，立刻飞快躲进巷子，或者把大部分货物放在过街楼，卖完一点来拿一点。宁波里成了他们这些“杀皮子”、“撮虾子”的避风港和栖息地。

宁波里的张胡子，在这一带蛮有名。旧时宁波里的巷头巷尾，还有铁栅门，有这个铁栅门，宁波里更显森严、幽静、高贵。铁门很大，每到晚上就关闭，开中间的小门，等到夜里11点小门也锁上，你要进巷子就麻烦了，要去叫守门的张胡子开门。张胡子住在保成路那个巷口的过街楼，你在江汉路这边，无论怎么喊，他都是听不到的。走到保成路这边，要走好长一段路。所以，不是特别原因，很少有人很晚回家。

张胡子，名字年龄都不知。一大把白胡子是主要特征，人不算和善，要他开门，必然没有好话听。他好像也是银行职员的亲属，于是让他作宁波里的门房。这个门房事情不多，也就是早上开开铁门，晚上关关铁门。于是他有大把的时间，便养了一群鸽子。鸽子笼就盖在过街楼下面，旁边就是用木板搭的一个小屋。他养的鸽子很多，有的可能还比较名贵，经常有人来与他交换。每每听见他一声口哨，大群大群的鸽子便忽地飞来，引得大人小孩都围着观看。

张胡子其实是我们那一带的一霸，那些三教九流之类都听他指挥，有点“教父”的味道。名声都传到铁路外——那里的流氓是有名的。后来宁波里的铁栅门拆掉了。好像是在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家家的铁锅、铁铲、铁锁、铁门栓都要当作废铁上交，这么大的铁门自然不能逃脱。少了铁栅门的宁波里，就像一个绅士脱了燕尾服，解下领带，着实少了好多的尊贵和严谨。张胡子也不需关门开门，后来好像是年纪大了，也不养鸽子，不住过街楼，在副12号搭了间简易偏房。再后来的结果就不清楚了。

胡必达（左）讲相声

宁波里的名人不太多，这个张胡子也委实算不得什么名人。这对宁波里来说，的确是个遗憾。好像一个历史珍品，无论它多么精美，如果没有名人拥有过，收藏过，或者有什么历史瓜葛和典故，就总要欠缺一些。想想，也不尽然，宁波里12号就住过一个名人，著名相声演员胡必达。胡必达原来是一个银行职员，后来调到武汉市说唱团，据说当过副团长。胡必达在银行时，业余讲相声就很出名，到说唱团后曾拜侯宝林为师，名气更大。他唱功好，那时每天都在民众乐园讲相声，听的人很多，是说唱团的台柱子。我印象中，胡必达的相声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大量的运用武汉俚语俗话，反映武汉的风土人情，既诙谐又不失稳重，典型侯派风格。与现在的相声演员相比，高下一听便知。

胡必达在台上谈笑风生，在宁波里却很低调。他个子不高，总是穿一件深色中山服，每天上下班板着脸，穿过巷子，不与人搭腔。说唱团在胜利街，离宁波里不远，他总是走到保成路口，叫上一辆三轮车送他上班，还是一副银行白领的派头。

我1966年搬离了宁波里，以后又离开武汉，在外谋生。近几年也经常回武汉，看见武汉日新月异的变化，当然也经常路过宁波里，看到它的变化，至少是外观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混乱不堪。听说好像还有一个规划，准备将宁波里办成一个大市场，称为“女人世界”。看来宁波里还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我的心里一阵怅然，但也随之释然。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旧的环境、旧的建筑，总要改变、总要淘汰。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急吼吼（这是一句武汉的话吧，或者写成急猴猴）的社会，急吼吼作事，急吼吼赚钱。急吼吼的最简单做法是推掉旧的建新的。武汉不少的里弄已消失了，不知宁波里还能存在多久。因此我写下上述文字，将幽静、严谨、颇具特色的宁波里永远藏在我的心中。

我的家在18号

宁波里18号，曾是我的家。从出生到1966年搬迁，我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

肉票、糖票、煤油票、专用肉票、烟票

宁波里不大，只有16户人家，门牌号却有18号。不知何因，没见1号和2号，起首就是3号。我的家在18号，是巷尾最后一家。

门牌号在里巷最后，逢有排队排序之类事，也就排在最后。五六十年代常有各种各样的“运动”：三反五反“打老虎”、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大办钢铁三面红旗、备战备荒反苏修、上山下乡支边疆、一厘钱精神搞节约、学大庆学大寨，全国都学解放军、学习时传祥，学习向秀丽，学习雷锋学王杰，学习英雄麦贤得，不胜枚举。每有“运动”一来，家家就有任务，或轮流去居委会值日，或轮流去巷口站岗，或轮流“查火”，或轮流去学文化课，或去郊区送肥，或去工厂捡废铁等等，每次轮流，18号就排在最后。有时等轮到，运动己一阵风过去，不用再排18号的班，似乎捡了便宜。

不过那个时代，除了搞运动，还有一特征就是物资缺乏，样样计划供应，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每逢月末季末年末，就要发票证，发粮票、发油票、发布票，还有副食票、火柴票、香烟票、糍粑票、花生票等等，一大堆票。那时发票证是上门服务，一家一家顺着发，18号又是排最后，往往一发就是一天，等轮到18号，往往已是万家灯火。此时工作人员早已神疲精散，等的人也等得心急火燎，运气好，耐点烦，给你办发票证的手续，运气不好，工作人员手一挥：明天自己去粮店领。又得辛苦跑半天。唉，谁要我们住在18号呢！

更有时候，常有人来拍门问路。有的问20号在哪？回答：没有20号。又问：为什么没有？答不出，没有就没有呗。于是问路的摇摇头，嘟囔着：这么大的里弄只有18号。好像有莫大奇怪。还有人问2号在哪里？奇怪，小号在巷头，我们这里是巷尾，怎么问到这里呀？“你们不是最后一家吗？”“是呀。”“那紧接就应该是最前一家2号啰，怎么没看见呀？”奇怪的逻辑，巷头巷尾相连，岂不成圆巷。于是告诉他：宁波里没有2号。为什么没有2号？自然也答不出。被问烦了：不知道，你去问居委会吧。住18号就是麻烦。

16户人家，家家都是厢式房。进门天井，左右厢房，中间堂屋，堂屋后面是楼梯，通二楼，楼梯后面是小天井。穿过小天井是公用厨房，厨房开有后门，直通后面的支巷道。这种户型结构暗合中国传统宅屋形式，又因为形成里弄，所以以前称之石库门。

今日宁波里18号

16户中单单有两户结构有所不同。一是16号。这户的大门不与地面齐平，有几级台阶，拾级而上，没有天井，迎面是一个大大的空敞的房间，像个仓库，又像拆了柜台的商店，似乎是将左厢房和堂屋打通，又将天井封顶。这户格局不伦不类，不像住宅，倒像个贸易行？说对了，这16号原就是个纸行，卖纸的贸易行，房子里堆满卷筒纸。后来因搞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不知是搬迁了还是关门，又搬进好多户人家，成了大杂院。

另一户不同的就是18号，也就是我的家。18号大门变化不大，也是黑黝黝的大门，进门小天井，只是奇怪，天井和堂屋之间呈阶梯状，要走几步台阶，也就是房间要比地面高。堂屋及楼梯后面也没有小天井，厨房也一分为三：一个极小的杂物间、一条通后门的通道、一个小厨房。因为没有小天井的亮光，这屋子后半部漆黑一团。外人从后门进，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楼上的客人也经常走错路，要出后门结果走进我的家。

16号和18号屋子内部格局变化原因，我是听母亲说的。

最早的宁波里是四明银行的房产，四明银行股份中夹杂有官股。抗战时期，日寇侵占武汉后，伪政府将四明银行没收，宁波里的房产也被占据。不知什么原因，这宁波里最后两栋16号、18号住进了日本人。住16号的日本人是做生意的，将16号改造成日本洋行；18号住进一个日本的高级职员，他大概有思乡之情，将18号的房间都改为“榻榻米”的形式，而且房间之间用拉门相隔，形成典型的日本风格。

抗战胜利后，武汉光复，四明银行又收回原来房产，宁波里再度成为四明银行职员住所。我父亲作为银行高级职员，安排到18号居住。起初，18号只住两户，楼上一户，楼下一户。解放后又搬进一户，占据了厅堂的房间。我家搬进后，只将房间恢复为中国式门窗形式，里面“榻榻米”及拉门都保持没变。当然不会睡“榻榻米”，只是将地板重铺，搁上床。好在房间内空高，里面看不出什么，只是站在外面看，房间明显比地面高一截。尽管时间过去40余年，但18号的格局及当年的生活情景，我依旧记得清楚。

推开18号大门，迎面一个小天井，不足10平方米，光秃秃的，没有养花也没有栽草，但也算光洁，没有堆放竹床、旧家具之类。迎面的厅堂房被封闭，下面是墙，上面是宽大的长窗，一扇又一扇，有十几扇，一直通到天花板。这是我家邻居陈先生的房。他只有一间房20多平方米。右边厢房就是我家，也是一色的长窗，一字排开十几扇。木制的房门，上面镶有玻璃，下面是“司必灵”的锁。站在天井，虽然局促，仍有深宅大院的感觉。

1961年8月作者全家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开门而进，就是我家的第一个房间，约有20多平方米。记忆中，小时候房间里有沙发有字画，有一西式的大衣柜，十分洋气。不知何因，在我记事后，只剩下一个梳妆台，一张红木桌，一个五斗柜。梳妆台样式新奇，雕刻精细，古色古香，体积硕大，差不多有1.2米宽，正中一个大圆镜，两旁两个极小的抽屉，下面是两短抽屉，两长抽屉，美观又实用。这圆镜几十年不变形不走样，质量相当好。台面上摆放两个热水瓶和一个脸盆。每餐吃完饭都要洗脸，或用厨房里的热水，或倒热水瓶中的水，一把热腾腾的手巾递给你，一丝不苟。不像现在，吃完饭，嘴巴一抹就算了。

这梳妆台可为我家立了大功。父辈一代不谈，到了我们这一代，哥哥和弟弟结婚都是用它作为“嫁妆”。女方看见这家具眼睛就发亮，指明结婚非要它不可。于是哥哥结婚时，用国漆油了一遍，油成黑红色。后来哥哥离婚了，适逢弟弟结婚，又被看中，又用清漆油了一遍，油成暗黄色。哥哥弟弟都是在家中结婚（那时已搬到义成东里），因而地方也不须移动。后来他们都搬出去了，住的房子都很小，这玩艺儿虽然气派，但占地太大，只能忍痛割舍。

正中间摆放一张红木桌，是地道的红木，不用上油漆，总是光亮光亮的。中间是镶拼的，四周有小抽屉。也是古色古香，很有些年份了，应该很珍贵。但小时也不甚爱惜，小孩爬上爬下，大人踩来踩去，切菜揉面都在上面，稍一用力，就可看见桌面上下摇动，外人看见，往往担心。其实不用担心，结实得很，几十年了，还是那样。母亲曾说，其他家具儿女结婚都可拿去，这红木桌是要留下的。

五斗柜的式样也有点怪，上面两个抽屉，下面不似一般式样的长抽屉，而是两扇门，打开是衣柜，空间很大。这种结构使它兼有了斗柜与立柜的功能，比较适用。质量也很好，所用材料全部是水曲柳的厚木板。

五斗柜上面摆有一个老式座钟，整点时铛铛直响。这座钟有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收荒货（旧货）的被叫到楼上沈伯伯家去，不一会儿下来，错走进我家。我母亲正指引他从大门出去，忽见他腋下夹着一个座钟，随口问他卖不卖，答曰：卖呀。又问多少钱。一块钱。于是买下。不一会儿楼上住户沈伯伯下来收水电费，看见这钟：“咦，这钟不是刚刚我才卖给收荒货的吗？”“你卖了多少钱呀？”“5角。”“啊！？……”这收荒货的经济学学得不错，高级MBA，上楼下楼之间就赚了5角，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这座钟每天要上发条，虽然麻烦，倒也走得中规中矩，